40年改革印记 人民网头条今天聚焦安徽铜陵(2)

　　和张宏林一样，王玉洁在幸福社区也有自己的办公室，作为明德社工事务所的专业社工，她正在执行“幸福老来乐”项目，为幸福社区50个高龄老人提供上门服务。“类似明德这样的社工组织，幸福社区有29个，编外的社会组织是大社区便民服务的有效补充，能够给老百姓提供个性化、规范化服务。”她说。

　　“年纪大了，资料老带不全。以前，养老金年审得跑好几趟街道办，‘大社区’成立后，家门口就能办。现在更方便，用手机自拍，通过软件传给社区工作人员，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养老金年审。”70多岁的张老汉正捣鼓着儿子送的智能手机，老人给天井湖社区提供的信息化服务点了个大大的赞。

　　“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居民由‘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升级到‘一个窗口办所有事’。”铜陵市天井湖社区副主任荣建军说，他们将大量工作人员下沉到网格，每人配备手机终端，通过和上级部门数据对接，能将居民低保审批时间由2周缩短到2天，真正实现社区服务的智慧管理。

　　“财权、人事均向基层社区倾斜。可以肯定地说，在基层治理、服务方面，当下的铜陵向前迈了一大步。”铜陵市民政局社区办副主任鲍宝盆告诉人民网安徽频道记者，改革之前，小社区工作人员为7—12人，遇到花钱的地方得到街道办“化缘”；改革后，大社区专职人员普遍增至40人左右，每年还有30-50万的自主经费，为居民解决疑难杂症再不用来回折腾。

　　2011年4月，民政部邀请中组部、全国人大相关负责人以及部分专家、学者聚集铜陵调研论证，并给予了肯定评价。7月，铜官山区被民政部列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7月底，安徽省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现场会上，“铜陵模式”再度向全省宣传推广。

　　重新梳理铜陵社区改革脉络，会发现它并非线性地攀升发展，而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过程。需要正视的是，随着改革逐步推进，过多的行政事务一度让铜陵市各个社区不堪重负。

　　“渐渐的，妇联、邮政局、工商……什么部门都想在社区设分支。最多的一个社区有43块牌子。”鲍宝盆回忆，曾有多位社区工作人员向他诉苦，“啥事不用干，天天整理各部门的材料都忙不过来。”

　　为厘清政府职责和居民自治边界，2014年，铜陵市连续出台文件，在全市社区开展“减负增效专项行动”，退出或不予准入128项社区不应承担的事项，退出率达到51%。

　　“专项行动让社区挂牌得以规范，办公场所环境大幅改善，社区事务特别是盖章和证明事项大幅减少，负担有效减轻。”鲍宝盆说。

　　“去行政化，强化居民自治。让社区角色从‘政府的腿’回归到‘群众的头’。”铜官区民政局社区办副主任李炜介绍，现如今，小到小区整治、车辆停放，大到棚户区改造、公共活动中心建设，各社区都召开居民论（听）证会，将社区规划设计方案予以公示。

　　一个例子至今被铜陵市民津津乐道。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近2个亿，拟在螺狮山社区辖区内扩建日产500吨的选矿厂，将部分生态绿地变更为工业用地，政府将项目交由社区居民进行讨论。该社区立即组织居民代表召开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否决了该项目规划。市政府经过研究，立即出面叫停该项目。

　　“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师。回过头看，改革是周全的，尽量兼顾了各方的利益。”李亦荣认为，社区改革在摩擦、碰撞中趋于稳定，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相关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个城市管理层次越多，信息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铜陵减少了一个层次后，信息上下互动交流更快速了，对各方面的诉求可以及时反馈，社区管理服务效率明显提升了。改革显示，居民的自我管理、自治能力在强化社区治理后，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连续3次获得“全国综治优秀市”、夺得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长安杯”……沉甸甸的荣誉侧面验证了社区改革的成效，但针对改革中产生的瑕疵，铜陵的主政者也毫不回避。

　　今年以来，该市多次召开“深化社区综合体制改革”研讨会，罗列出社区改革下一步还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社会主体参与不足，各级政府对社会组织、社工机构的培育支持力度不够，社区工作者实际待遇与其承担的工作量不相匹配，岗位的发展空间较小，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小等。

　　社区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多位受访者给出了一致答案——以基层党建为抓手，提升社区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