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住院”董事长死亡背后 是百万心肌梗死患(2)

知名心血管病学术刊物《中国循环杂志》去年发布的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017～2018年，中国对急性心梗的再灌注治疗率大幅提升。到2018年，二级医院90分钟内实施介入的比例为63.0%，三级医院为58.3%。

不过，这一数字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差距——2010年美国这一比例已达到94.2%。

对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从发病到开通血管的时间非常重要。所谓“黄金120分钟”，即发病后2小时内是最佳救治时间。霍勇指出，现在全国的这个时间平均为300分钟——最好的急救时机被错过了。

“分析这300分钟，会发现在患者这一端的延误最长。”霍勇说，相当多的病人在发病后两个半小时内，都完全没有离开原来的地点。

“大部分公众发病以后，常常第一时间是给子女打电话，给亲戚熟人打电话，就没想到打120。如果在夜里发病，还有些人不愿意打扰别人。所以这种延迟是非常严重的。”

霍勇还认为，公众和急救体系的联动不够。“虽然北京条件好，但是到目前为止，北京到医院的急性心肌梗死病人，只有不到30%是救护车拉来的。剩下的里面，50%是自己去医院，另外还有20%是从无救治条件的小医院转过来的。”

他呼吁，应该广泛向大众宣传：在出现胸痛症状时，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20，在就近原则下，尽量选择有胸痛中心的医院。

一位心内科医生表示，如果没有胸痛中心这样的项目（来帮助诊断心血管疾病），可能使得很多医院/医生对胸痛的认知不足，导致漏诊、误诊。

这位医生提到一个案例：有病人说胸痛，医生给开了些药，因为病人当时觉得不痛了，就让病人过几天再来看。结果病人几天后就猝死了。

还有几位心内科医生都提到，心梗病人的症状有时可能并不非常典型。急诊之外，病人看错科室、科室医生误诊漏诊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例如上腹部痛、呕吐，很多人当消化系统疾病看。血压低、头晕，很多人到神经内科。还有的牙痛，就去看牙科。”

拒绝做造影和支架的病人们

许多心内科医生都见过与游某情况类似的病人，朱建最近也遇到一位。

那是一位30多岁的男性，出现胸痛、憋闷、出汗症状24小时后，才到医院急诊。“他说工作特别忙，一开始想自己扛过去。”

被诊断为心梗后，这位病人一开始不愿意做造影，理由是“造影了就得放支架，放支架以后就得一辈子吃药”。

医生劝他说，其实冠心病是慢性病，本就需要终身吃药，跟是否放支架没有关系。于是他同意做了造影，并把血管打通，但住院三天后，就要求出院，因为身体感觉很好。

“心梗发病后，24小时和一周内都是猝死的高危时间段。如果才三四天就出院，风险很大。”朱建说。

他对一个曾经的病人印象深刻：“刚来时还不到心肌梗死的程度。是左主干病变，没完全堵死，只是存在堵死的风险。”

主治医生当时解释，左主干是心脏最重要的血管，一旦堵塞就容易猝死，建议放支架，但病人拒绝了。“当时一部分原因是经济情况，他觉得支架费用很高。”

那位病人猝死在做造影后的第二天。

对医疗费用的担忧，在支架经集采大幅降价的今天，已不再是个问题。一些心梗病人拒绝用支架，是否与“支架滥用”的刻板印象有关？

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的确存在这样的因素。

换言之，由于医患之间信息的不对称，医学专业上对于支架使用的论争，对于一般公众反而可能造成“因噎废食”。其实，著名的“反支架运动”代表人物胡大一，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力推广支架使用的医生。他自己就曾强调，他反的是支架滥用，而不是反支架。

最容易忽视的环节

经过初步救治，症状好转后，也是许多病人容易掉以轻心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