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餐桌上的外来妹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这些餐桌上的外来妹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十一月，一种传说已久的神秘水果在京城长安引起了轰动，这就是来自撒马尔罕的金桃。撒马尔罕是唐朝时康国的都城，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据说，康国使团向唐太宗进献的这种金桃“大如鹅卵，其色如金”，仿佛来自仙境，甚至有人认为吃了它可得永生。

　　一千多年后，美国汉学家谢弗写了一本研究唐朝舶来品的专著，取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在书中，他遗憾地说：“这种水果的滋味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无从推测了。”

　　撒马尔罕的金桃作为最神秘的外来物种，早已消失在历史中，或许它只是古人的一种美好的想象。然而，许多“外姓”食物则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并日益本土化，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餐桌。  

　　“民以食为天”，一方小小的餐桌承载着一部古代物种传播交流史，同时，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因避讳胡人

　　你餐桌上的这些食物通通改了名

　　中国人餐桌上的外来物种不远万里、各有来头。从它们的取名上，大概就能猜出其传到中国的年代。比如，“胡”系列食物，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

　　“胡”，古代泛指外国或外族，或指地处西域的少数民族地区。“胡”的称呼盛行于秦汉，延续到隋唐及以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张骞先后两次率团出使西域。这中间诸多艰辛是我们后世人所不能想象的，当时的人们也并不理解他千里迢迢跑去吃土，哪怕是被匈奴人扣留达十年之久，为何还要再次送人头？

　　张骞通西域自然是有非常复杂的政治原因，不过老百姓并不关心这些，直到十年或者数百年后，人们发现集市上出现越来越多的来自西域的食物，或许会有人感叹一句：多亏了张骞……

　　西晋名臣张华就是这样一位热衷稀奇玩意儿的人，此人出身名门（张良的第十六世孙），而且博闻强识，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他在书中说：“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安石榴、胡桃、蒲桃、沙葱、苜蓿、胡荽、黄蓝。”据说由张骞带回中原的农作物还有不少：胡瓜、胡豆、胡蒜、胡麻……

　　胡桃，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核桃，《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胡桃种，故以胡羌为名。”后石勒讳胡而改名为核桃。

　　胡荽，学名芫荽，我们常称为香菜，其原产地在地中海沿岸。《博物志》记载说，“张骞使西域还，得胡荽。”《本草纲目》引陆机疏“卷耳”曰：“其叶青似胡荽。”从这两则最早的记载，可见人们认识胡荽的时间大概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后石勒“讳胡，故晋汾人呼胡荽为香荽”，胡荽便改名为香荽（也有“原荽”一说）。

　　胡瓜，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瓜”，原产于东印度的西北部，《本草纲目》曰：“张骞使西域始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记》云：隋大业四年（608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

　　胡豆，《本草纲目》称“胡豆，豌豆也。”《太平御览》中记载：“张赛使外国，得胡豆种归。”后因石勒讳胡而改名为“国豆”。

　　胡蒜，即大蒜，区别于本土的小蒜，晋代郭义恭《广志》：“蒜有胡蒜、小蒜。”《齐民要术》引王逸曰：“张骞周流绝域，始得大蒜、葡萄、苜蓿。”

　　胡麻，即亚麻，最早见于汉代淮南王刘安著《淮南子》：“汾水濛浊，而宜胡麻。”杜笃《边论》曰:“汉征匈奴，取其胡麻、稗麦、苜蓿、葡萄,示广地也。”至迟东汉时汉地人已引进胡饼的做法，而胡饼需要胡麻。一般认为因此饼出自胡地，以胡麻做配料，所以称胡饼。后因石勒讳胡而改称麻饼、烧饼。

　　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

　　张骞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

　　由西域传来的农作物除了“胡”姓，还有无花果、石榴、葡萄（蒲陶）、西瓜、菠菜（唐时传入中国）、胡萝卜（元时传入中国）等，而这些农作物中，除了胡萝卜传入中国年代很晚的缘故，其他几乎都被归为张骞名下。

　　张骞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然而，有一说一，我们餐桌上的这些食物并不能简单溯源为“张骞带回”。

　　拿胡桃来说，最早记录胡桃的是《东观汉记》：“后汉有……胡桃宫。”《金匮要略》也有记载：“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动疾饮。”这说明胡桃引进中国的时间是东汉时期。《艺文类聚》引晋刘滔母《答吴国书》曰：“胡桃本生西羌。”而在东汉时期，羌的地理概念应该集中在现在的整个青藏高原地区。所以，胡桃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与张骞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