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比如苜蓿的传播。苜蓿是饲养马匹不可多得的优质草料,其实,汉代文献中并没有记载张骞传入苜蓿,《史记·大宛列传》曰:“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这里说的是“汉使”而并非“张骞”,显然这二者并不能直接画等号。而《汉书·西域传》则说得更明确,苜蓿和葡萄是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李广利破大宛后与大宛人约盟后带回中原的,此时张骞早已去世多年。
这些“胡姓”作物,因为产于胡地而又形似中国原有作物而得名,但《史记》《汉书》及其他汉代文献都没有由张骞引入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世的学者,根据传闻而加在张骞头上的。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著有《中国伊朗编》,作者探究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他认为,“现在学术界竟有这样一个散布很广的传说,说大半的植物在汉朝都已经适应中国的水土而成长了,而且把这事都归功于一个人,此人就是张骞……其实张骞只携带两种植物回中国——苜蓿和葡萄树……只是后代不可靠的作者(大半是道家者流)认为其他伊朗植物之输入都要归功于他。日子久了,他成为传说故事的中心人物,几乎任何来自亚洲中部来历不明的植物都混列在他的名下,因此,他终于被推崇为伟大的植物输入者。”
由于古书传抄过程中的讹误、地理名称和植物名称的迁移联想等原因,导致张骞和“胡姓”作物画上了等号,史上第一位“带货天王”张骞就这样“封神”,令人不得不好奇:假如张骞真的带回来那么多西域“土特产”,那么……他的行李箱究竟有多大?在这方面,“吃货”乾隆表示深有同感,他俩都太“忙”了:如果说乾隆是为无数中华小吃背书的米其林“试吃员”,那么,张骞就是人们想象中专为西域带货的金牌代购。
番茄真正成为食品
走上中国餐桌不过百年
中国的“外姓”农作物中,“番”姓是另一大家族。唐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海上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人类进入航海新时代后,一些美洲作物开始经由海上贸易辗转传到中国境内。由于这个时期人们把域外称为“番”,因此这时期引进的作物很多都以“番”命名。同时由于人地矛盾越来越突出,高产的经济作物占了大部分,包括番薯(红薯)、番麦(玉米)、番豆(花生)、番椒(辣椒)、番梨(凤梨)、番石榴、番荔枝等。
番茄的名称沿用至今,原生长在南美洲秘鲁,当地人称“狼桃”,15-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探险家从美洲带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番茄都是欧洲人花园里的观赏植物,没人敢食用,因为据说这种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有剧毒。直到17世纪,有一位“作死”的法国画家实在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于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一个,之后就安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结果当然是毫发无损,于是,番茄开始走上人们的餐桌。明万历年间的赵子函在1617年所著的《植品》,是目前我国最早提到番茄的文献,书中记载,西洋传教士在稍早的万历年间,把番茄和向日葵一起带到了中国,称为“番柿”,后因它的颜色鲜红,来自西方,所以就有了“西红柿”的名称。乾隆二年(公元1738年),《台湾府志》记载“柑仔蜜(番茄在闽南语里的名称),形似柿、细如橘、可和糖煮茶品”。可见,清朝时台湾人眼中的番茄是可以煮茶喝的。直到清朝末年,番茄才真正成为食品走上中国餐桌。
番椒,即辣椒,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就已栽培辣椒。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带回欧洲,1493年传入西班牙,后传到东南亚,明代后期开始传入我国。明代戏曲家和养生学家高濂的《遵生八笺》中记载有“番椒”,描述是“丛生,白花,果俨似秃笔头,味辣色红,甚可观”,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辣椒记录。30年后,王象晋的《群芳谱》中也收录了“番椒”,描述是“亦名秦椒,白花,实如秃笔头,色红鲜可观,味甚辣,子种”。高濂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清代的地方志中,浙江的地方志也最早记载辣椒,这说明辣椒早期的传播途径之一是通过海路先传入浙江,再从浙江传入中国其他地区的。
番薯,即我们所说的红薯。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由西班牙人携至菲律宾等国栽种。番薯最早传进中国约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多年在吕宋(即菲律宾)做生意的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同其子陈经纶,见当地种植一种叫“甘薯”的作物,生熟皆可食,产量又高,而且不挑土地,于是决心把甘薯引进中国,以缓解家乡山多田少、粮食不足的现状。然而,当时的西班牙殖民征服视甘薯为奇货,“禁不令出境”。陈振龙经过精心谋划,“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1593年初夏,巧妙躲过殖民者关卡的检查,“始得渡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