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病毒为何频发

新病毒为何频发

　　【聊健康】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思想，强调“天”与“人”的和谐关系，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受生存环境（“天”）的影响。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应认识到，病毒和传染病疫情的暴发，与生态失衡有很大关系。种种证据表明，许多流行性疫情的暴发，离不开人类社会行为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生态破坏，包括但不限于全球变暖、过度开发、捕食野味等。

　　法国医学教授让-路易·维尔代在《新疾病可以被预测和预防吗》一文中指出：“传染病和可传染性疾病，是特定时期中人与周围微生物环境关系的结果。每一方都在不停发展，使这种关系发生变化，建立起新的平衡。”也就是说，新病毒之所以频频暴发，其实并非偶然，除病毒本身的因素外，主要还在于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土地利用、城市化与居住环境、社会治理等因素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

　　生态失衡促使病毒传播与“进化”

　　人类工业化进程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给生态系统造成了直接影响，导致生态失衡。病原微生物是传染病的重要源头，生态失衡一方面导致一些野生生物的病毒直接传播给人类，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病毒的“进化”——产生全新的病毒，或在致病性、抗原性、传播途径和感染宿主的类型等方面发生改变，导致一些对原生宿主无害的毒株跨越物种屏障而感染人类。人类对自然不同破坏行为引发的病毒流行问题，具体分为以下三类：

　　全球变暖——提供病毒流行的温床。一方面，全球变暖为病毒的传播媒介和中间宿主提供了良好环境，如蚊虫、鹿鼠等物种大量繁殖；另一方面，气候的变化引起鸟类迁徙，促进其携带的微生物传播至其他地带，出现病原与传播媒介分布地区的扩散。例如西尼罗病毒，以鸟类为主要的贮存宿主，原来主要流行于气候干燥、气温较高的南半球非洲地区，但随着全球变暖，鸟类迁徙，1999年在纽约出现一次暴发流行，结束了西半球无人和动物间感染报道的历史。

　　过度开发——野生动物被迫走向人类。由于人类对大自然的大规模开发，野生动物被迫从森林深处迁移至森林边缘的农场等处寻找食物，导致野生动物之间、野生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发生接触，使得以野生动物为自然宿主的病毒传染给人类，或通过家养动物间接传染。1999年，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猪农中出现一次暴发流行。研究发现，由于当地人肆意砍伐森林，致使森林面积减小，狐蝠由于缺少食物被迫迁移至森林边缘附近的果园取食，尼帕病毒于是从狐蝠传染给猪，偶然机会造成人类感染，引发大规模流行。又如，源于非洲刚果的埃博拉病毒，虽然最初来源尚未明确，但中间宿主大猩猩、黑猩猩等灵长类动物均可将埃博拉病毒传给人，继而造成病毒在人类之间暴发流行。

　　贪食野味——舌尖上的病毒新物种。2002年暴发的SARS、2012年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2019年末发展至今的新冠肺炎，均有证据显示与蝙蝠有关。蝙蝠与人类不论是活动时间，抑或是栖居环境，重叠都不强，使二者发生联系必然需要特定的社会行为。在一些地区，蝙蝠会被用作食材，因此，从捕猎、加工到制作、食用等一系列活动均使人类与蝙蝠有机会发生接触。2019年2月，一种被称为“僵尸鹿”的传染病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鹿群中传播。“僵尸鹿”病是一种朊病毒导致的“慢性消耗性疾病”，主要感染野生的麋鹿和驼鹿等鹿科动物。美国研究人员指出，未来几年，存在人类捕食感染的野生鹿科动物而患上“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可能。

　　反思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环境的破坏就是灾难的降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工业文明发展后，人类对大自然开展了更深、更广的征服行为。这种行为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人类认识与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升，也收获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改造与探索的行为破坏了自然环境与生态平衡，导致人与自然关系面临严重危机。原本，人与自然以及自然界中的病毒长期共存，如今疫情大规模频发便是生态给我们的反噬，促使我们思考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