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患者都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我们现在更关心的是,如何让晚期癌症患者生存得更久,生活得更好。”支修益已从事肿瘤临床工作近四十年,他发现,患者“恐癌”,是因为对病情不了解,不只是害怕疾病本身,更是恐惧癌症治疗过程中承受的痛苦,及毒副反应对生活和工作的负面影响,不想因此失去工作和生活的乐趣,不愿意没有尊严地活着。
更新理念
1983年,支修益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病肺部肿瘤医院(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工作。当时,医生只能通过X光胸片来诊断肺部病灶,连CT都没有。那时候,肺癌患者一经确诊,八九成以上是晚期或局部晚期。
统计数字显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晚期肺癌的中位生存期一般不超过10个月。
近二三十年来,临床医学对癌症的诊疗水平得到极大提高。高精度的CT检查,让更多癌症患者得到早期诊断,并且在早期接受微创手术和术后辅助治疗。“以早期肺癌为例,通过外科手术切除以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以上,十年生存率也很高,我们称之为临床治愈。”支修益说。
“当时出国看病就是花钱买个安心。”李晴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肺癌治疗规范是国际通用的,并不是说到了美国,就有包治百病的神医神药。在美国两天检查花了近10万元,虽然没有实质性收获,但对国内化疗方案放心了很多,因为安德森的诊疗方案是由一个由各科医生组成的团队讨论作出的,而不是靠一个主治医生下定论,因而很少会误诊。
李晴所说的团队讨论,在医学上被称为“多学科联合诊疗模式”,英文简称为MDT,在国际上已经发展了六十多年。
上世纪40年代,安德森癌症中心以肿瘤病例讨论会的形式将多个学科医生组织到一起,回顾诊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法,当时讨论会的主要目的还是医学教育,而不是关注病人。
2009年,美国一项队列研究对269名被诊断为泌尿系统癌症的患者进行了统计,这些患者在接受多学科会诊后,有23%的膀胱癌病例和17%的肾癌病例的诊断发生了变化。另一项英国研究显示,134名接受多学科诊疗的患者的三年生存率为66%,明显高出对照组176名患者的三年生存率58%。
多学科会诊可以有效避免误诊,也能防止不同专业的医生对治疗方式选择的偏颇。“我们对癌症的认识在进步,很多肿瘤不仅仅是局部问题,而是一种全身疾病,致病因素包括家庭遗传、环境或职业致病因素,甚至是个人生活方式,长期带癌生存的患者,治疗也不单纯依靠某一个学科,最终也不一定因癌症而离世。以肺癌为例,早期的治疗也不限于胸外科,晚期也不只属于肿瘤内科,肺癌的诊断、治疗包括多个科室,强调综合治疗。”支修益说。
正是认识到癌症的复杂性,支修益从美国迈阿密大学癌症中心研修回国后,于2003年4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立了全国首家医科大学肺癌诊治中心。他说,“诊疗中心以肺癌患者为中心,根据肿瘤病理类型和临床期别,安排不同学科进行综合治疗。”
据支修益了解,现在国内各省会城市三甲医院基本都有了MDT,有的以诊疗、研究为主,有的以科普宣传为主,但真正充分采用MDT方式的,可能只有50%,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推广。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和环境致癌因素的影响,癌症高发不可避免,与其肿瘤晚期的时候在各种疗法带来的绝望与希望之间受折磨,不如重视肿瘤的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其中,前者是指病因预防,目的是鉴别、消除癌的危险因素,防患于未然。后者则是指对恶性肿瘤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其目的是提高治愈率,降低死亡率及致残率。
支修益近年来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呼吁癌症预防和早诊、早治。“老百姓可以做到的是,早筛、早诊,从而实现早治、早愈,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坦然面对癌症。”支修益介绍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总体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15%”的目标,实现的手段之一就是“针对高发地区重点癌症开展早诊早治工作”。
带癌生存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