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关于严歌苓的《小姨多鹤》的有关研究文(2)

　　从抗战结束到“文革”，家中收留日本女人这件事的险情，使整个小说一直笼罩在紧张动荡的气氛里，多鹤为张家代朱小环生子，又让家庭内外始终难得出现平静相待的关系。“瞒”，尤其是对外人的隐瞒，难度和压力之大几乎等于挑战“仁”的极限。张俭获刑前的心理暗想，可以说，集中叙述了张俭（其实也有小环）对多鹤的基本态度：

　　“当初父母只想平息小环，只想瞒住张家一夫两妻的事实，而开始了一场弥天大谎。多鹤为张家生了三个孩子，名副其实的一夫二妻关系就更得靠谎言隐瞒下去。新社会的新工人张俭怎么能背负重婚的罪责?何况三个成人三个孩子早就过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断骨头连着筋了。不隐瞒，最惨的肯定是多鹤，无论怎样把她从张家择开，她都是最惨的，因为她要和她亲生的三个孩子分开。而和三个孩子分开，她和世上的一切都分开了。”

　　张俭对多鹤，从为家族繁衍的“功用”到情不自禁难以割舍的“相爱”，除了本能和亲近的基础，还有化为内在血肉的义利之辨在起作用，他周旋在爱他的他也爱的两个女人之间，他内心不忍让任何一个委屈难过，生存之利和情分之义其实是难以分辨的。最后他在多鹤的国度幸福地病逝，他一直嘴硬心软地活着，在付出身心之爱的两个女人的互通音信里活着。

　　人的命运与历史命运相洽的真切想像，也通过小彭、小石、以及三个孩子的人物叙写，而显得确凿可信。此外，大致循着时间顺序并在局部有所回环的结构方式、无不鲜活的细节、适量的方言、疏密匀称的描写与对话分布，也使小说必然有持续的阅读吸引力，《小姨多鹤》充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好作家驾驭长篇小说的精湛功力。

　　所有叙写身世流落的小说，迷人与否往往取决于绝境求生中人物的具体动向。身处乱世，每个人能活下来都是那么不容易的奇迹，小民的生活挣扎和生存意志的正当性，这一主题没有知识者发出的“启蒙”民众来得高洁；在我看来，观照小民的弘毅，远比启蒙更富踏实的人文情感。

　　《论语》中曾子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是宽怀，“毅”是坚忍，我们知道，曾子当时的语境是对“士”的精神而言的，这部小说里无疑有着“庶民”的“弘毅”品质和状态。

　　这类小说具有厚诚朴实的人性基调，这一基调在中国白话小说里，曾被老舍先生动情地领奏于城市胡同，又被赵树理多趣地说唱在乡野村庄，悲喜交加的小民生存小说之所以成为大作品，就在于作家设身处地于小民的场域，从而捕捉到并真切感知到这一场域中存在的不无宽怀又坚忍的“弘毅”性格，这与创作主体的“弘毅”是同一的，也就是说，经由“弘毅”的呈现，叙事达到了主客体的同构效应。北宋理学家程颐认为：“毅而不弘，则隘陋而无以居之。”相形之下，近十余年影响广泛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则是对“毅”尚在而“弘”不存的生存人格的写照。

　　中国式的伦理文化中的“仁恕”，被我们的文学创作惯性遮蔽了近百年，却被这部作品——以野生的样貌——艺术地激活，并赋予柔情的光晕，健美妥帖地映照在这段非常态的历史情境的深处。

　　小说就是这样从小处来说人，能否带出大历史的根须，要看小说是否有本事从地上生长的事物体贴地而不是预设了仇恨地望过去。就如多鹤永不磨灭的记忆的开头——她在麻布口袋里看见张俭从细密的白雾中走过来，然后在解除麻袋后飞快地遇到他半闭着的眼睛，那好看的眼睛半闭着，是因为“他为自己的善良、多情而窘迫”。而对面的那位后来被她不流利的汉语亲密地称为“二河”的张俭本人所感触到的，就是与之相应的楚楚动人的民女的“蒙昧，无邪”。在这样的眼光下，多鹤、小环、张俭在所有的时运磨难中，只在乎生活和爱的“窘迫”，也正是这入木三分的“窘”，作为情绪、作为状态，产生了强大的生存意志，也给小说的叙事带来了以反弹拉伸情节发展的张力空间。

　　可以想像，在两人眼中，对方的神情如果不是这“蒙昧，无邪”与“窘迫”，故事就没有了路向，心理上都是“弱”的感应；而这“仁恕”如果面对的某一方发出了哪怕是些微“强”的信号，当然作者与读者就无法去触摸情节的细密质地了。结尾处，多鹤成为归国者，似乎“强”起来了，张俭病入膏肓，被接到异国，弱得连个对话和表情都消失了，叙事便只好粗略地沦为了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