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故事：90后堕胎女孩的性与爱 那些被压抑的

　　学毕业的淑婵有了关于毕业设计的最初想法，她要找30位有过堕胎经历的女性拍摄裸照，再记录下她们的堕胎故事。她为这个毕业作品取名为《孩子，你是这样离去的》。

　　12月17日，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的招募文字，配图是为朋友小彤拍摄的裸照。照片中的小彤手拿一张B超图。在上一年的12月17日，小彤去一家小诊所药流了一个多月

　　淑婵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招募文字后的第一个晚上，就收到一个愿意被拍摄女孩的短信。她叫小珊。1994年出生的小珊，2013年做了人流手术。手术前一天，前男友喝醉了打给她，就说了一句：“不要恨我。”后来也没有勇气陪她去医院。当她进手术室时，陪她的闺密在外面大哭。

　　随后淑婵又赶回北京，给已经见过面的“天使”拍照。1990年出生的“天使”，19岁还是高中生时，意外怀孕。她并不喜欢当时的男朋友，心里挂念着另一个暗恋了6年的男孩，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他当时送的手链。

　　她和男友是四处借钱做完人流的。她如今已不记得那天是几号，跟“孩子”有关的一切，她都没有留下。拍照的时候，“天使”手上拿着的，是那根珍藏的手链。

　　采访进行到将近一个月，淑婵的同专业师姐，女权主义者肖美丽联系到了她，肖美丽是女权行动派里的代表人物，几乎周围每一个关于女性主义的话题讨论都有她的影子。她们约在肖美丽的工作室见面。“我当时基本上是听傻的状态”，淑婵说，“身边全是女权主义者”。

　　女权主义者们首先对她提出了质疑，“你的题目有问题，怎么能说是孩子呢?”淑婵从没想过分歧会从这儿开始。“孩子”在她看来，只是对胎儿很普遍的称呼。

　　“胎儿不是生命，所以不能用惋惜孩子生命的方式来讲述女性堕胎的故事”，肖美丽说，“你考虑过你的展览中许多参与者都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会造成‘堕胎恐惧化’吗?”

　　“你想要讨论堕胎的话题，就必须明确立场，回答它的本质问题：胎儿是不是生命?”

　　而在那个夜晚，那个地点，淑婵给的答案是：“我没办法回答……没办法回答。”

　　虽然她为女权主义者的行为感到振奋，但她始终隐隐觉得，自己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去探索。

　　在大多数采访对象中，未婚女性都会谈起失去孩子的痛苦，22岁喵喵是很例外的一个，她跟淑婵说：“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这(堕胎)是我成长过程中比较好的经历。”

　　因为这件事情，喵喵和男友的关系反而更好了。没有出生过的孩子，变成了他们之间的纽带。直到目前，手术似乎也没有给她带来身体伤害。

　　“我觉得有些女孩之所以因为失去孩子而痛苦，其实是因为没有得到男方对她付出的肯定，因而将其归结为失去骨肉的痛苦。”淑婵说。

　　在高考复读那年，骁红爱上了为她补习的老师。老师大她十岁，已婚。上大一时，骁红独自去西藏，遇到另一个男孩，怀上了她的孩子。从怀孕之初，骁红就没有考虑过要留下这个小孩。拍照的时候，骁红抱着一本记录着对老师感情的日记本。

　　淑婵还遇到过1990年出生的Kym。Kym在美国读书时，通过微信“附近的人”认识了David，并对他产生了爱慕。美国的生活一直不太顺利，在Kym回国前的最后一晚，她与David发生了关系。一个月之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时空的自然断裂，让Kym一直都很清醒，她自己吃了流产药。

　　被拍摄时，Kym拿起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一直在读这本书，“感觉是它为我那段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毕业展览完成了几个月后，Shelly才找到淑婵。1991年出生的Shelly，在她面前数了数和自己发生过性行为的陌生人。她怀孕了，在手术前仍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最后，是作为妇科医生的母亲亲自给她做了堕胎手术。

　　“她情绪上一直很开心，跟我讲怎么认识这些男生”，淑婵笑笑：“一直讲到她姐姐问，你真的不打算要这个孩子吗，她才在我面前流了泪。”

　　今年8月，淑婵路过李银河的讲座，听到她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可以把性看成一件美滋滋的事情了，但对性用品的需求是被压抑的。”她又想起了Shelly。

　　目前淑婵的项目还在继续，她想可能再做十年也不一定。她印刷的小册子，已经卖了400多份，所剩无几，但母亲始终没有看过她的作品。她现在特别希望自己可以早点结婚，早点有小孩，女孩们的故事让她觉得这种安全感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