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族小说的现代性追求

　　家族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吸引了众多作家的创作目光。巴金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家”是巴金寄予感情最深沉的地方，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也是一个矛盾而复杂的现代性载体。巴金自称在其一生的创作中，比较满意的作品是《激流三部曲》《憩园》和《寒夜》。

　　从最初创作的长篇小说《家》到上世纪4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寒夜》，巴金对家的情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由最初的强烈批判否定到后来的留恋，从封建大家庭的解体到现代理想家庭的建立，从而完成了家的解构与重建的探索历程。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巴金在创作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旧家庭与封建专制家长。在《家》中，高老太爷作为封建家长制的代表，控制着全家的经济大权，掌握着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的命运和前途。高家所发生的一幕幕惨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高老太爷有关。

　　高老太爷所代表的封建家长专制和封建礼教受到了巴金的激烈批判，这既是巴金自身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感情积累的总爆发，又是巴金接受“五四”新思潮，自觉进行启蒙现代性追求的必然结果。

　　在对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家长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巴金也显示了自己思想感情中复杂的一面。他曾反复强调：“我所憎恨的并不是个人，而是制度。”《家》里的封建大家庭的叛逆者觉慧，虽然与祖父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祖父临终之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仍然使觉慧体悟到祖父以往对自己的关心，从而感到了一丝愧疚。这是觉慧心底情感的自发流露，也是巴金在创作《家》这部小说时真实复杂的情感体验。这种复杂的情感缘于旧家庭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它腐朽、专制、保守、压抑人性，是批判与否定的对象；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着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情，是难以割舍的情感对象。这种理性与情感的矛盾，不仅体现在巴金个人身上，也体现在鲁迅、曹禺等众多现代文学作家身上，这使巴金创作的作品更能从情感上打动人，贴近生活现实和个人真实的内心，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文学”和高尔基关于“文学是人学”的新主张，巴金开始自觉地进行现代文学新人的塑造。从《灭亡》中的杜大心，到《家》中的觉民与觉慧，这些新人形象一方面是封建大家庭的掘墓人，另一方面是现代新家庭的建设者。

　　到了《寒夜》，巴金构建新“家”的努力得到了更好体现。汪文宣和曾树生都是受过现代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汪母的到来，使他们组建的新家庭矛盾不断升级，最后，以曾树生的离家出走宣告了这个现代新家庭的解体。《寒夜》主人公一家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中国接受儒家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它突破了“五四”以来“家庭小说”表现新旧思想冲突的模式，展现了在对待婚姻、家庭、个人幸福和社会责任方面，东西文化的差异和矛盾。

　　新“家”的重建面临着重重困难，是巴金深入现实生活后进行深刻思考的结果，也是对“家”思考的进一步深化。通过一系列创作，巴金对“家”由单纯的启蒙现代性追求转变为对个人与家庭情感联系的审美现代性追求。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作家自身的情感发展，他开始注重个人的感受和个体情感的诉求。虽然很难达到两者的完美和谐，但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追求是必然的，也使文学更具有人性美、人情美的因素。

　　这种现代性追求伴随着巴金一生的创作，闪烁着现代思想因子的光彩，使其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更长久的艺术魅力。

　　巴金有着宽泛的散文创作观，这种观念的形成和传统文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巴金如是理解“散文”：“总之，只要不是诗歌，又没有故事，也不曾写出什么人物，更不是专门发议论讲道理，却又不太枯燥，而且还有一点点感情，像这样的文章我都叫作散文。”

　　二十一世纪已经匆匆走过了十余年，后现代语境渐成新常态，文学和文学研究在新媒体时代面临新一轮调整。巴金研究同样如此，新的文化语境需要“重读巴金”。

　　9月24日至2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巴金研究会、巴金故居、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十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石家庄举办。来自中国、意大利、西班牙、日本的8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重读巴金”的主题展开交流研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包括《随想录》《家》《寒夜》《憩园》等在内的巴金经典需要“再解读”，巴金创作中的潜在经典需要“再发现”，巴金研究中的传统方法、视野需要“再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