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界后半叶,汉语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赵元任的《中国话的文法》率先突破了传统的句类观,强调零句(即简略句)是汉语的根本,一个整句是由两个零句组成的复杂句。既然主语和谓语具有同样的性质(都是零句),那么观察整句就有了谓语视点和主语视点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相比于前人只着眼于谓语的类型,这种句类观无疑是颠覆性的重大突破,带来的直接发现是“一个整句的两个成分的可能形式实际上是没有限制的”,这就破除了印欧语词类与句子成分相对应的观念在汉语里的影响,可以说完全是汉语立场了。1979年出版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著)打破了根据“意义是否完备”判断句子的传统,这意味着句子和短语不用主谓关系的有无来区别,句子在形式上可以不必非有主语和谓语两部分,短语可以包括主谓短语。对主谓句更明确更坚决的消解来自于迄今最有影响的语法体系——以朱德熙《语法讲义》为代表的汉语句法结构系统。朱德熙指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一致”,句子是独立的词组。这一是破除了有主有谓的句子观,二是不把词和词组的类别“钉死在句子的某个成分上”,这种革命性的观念直接推动了新的汉语词类观的诞生。
纵观句类观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每一个观念的进步都是研究者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小步,但这一小步往往是关乎体系的重大调整。前人的扎实探索每每把工作做到了新的体系呼之欲出的程度,新的思想一旦介入,汉语语法体系就得到系统性的推进。近年来,沈家煊基于全新的词类范畴观“名词包含动词”,重新解读了赵元任的谓语视点的句类观,将句子按照谓语的作用分为对比、肯定和叙述三类,肯定性谓语包含叙述性谓语。沈家煊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不仅充分利用前辈学者关于汉语句子类型和句际关系的重要成果,而且从汉语“用法包含语法”这个宏观大格局去认识,得出与中国哲学“体用不二”观念相一致的看法,向我们展示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当代中国学术的丰厚滋养。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汉语句类观嬗变的中西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