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中,重点就是灭洋教,这恰恰是对西方精神殖民最大的反击。当时中国所谓的洋教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渣子,长期欺凌百姓,又有何值同情之处?至于当时所谓的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铁路与电线,却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格格不入。更何况,这些事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更为深重的苦难。作为当时的人民,把扒铁路,倒电线杆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站在今天高度发达的社会,去指责前人破坏铁路与电线是愚昧,这要有多无知才会说出这样的线日,义和团运动暴发了。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在义和团运动中渗杂了大量的宗教因素。以致于在今天社会,有不少人视义和团运动为愚昧、无知、落后、极端。更有甚者,因为义和团运动的爱国本质,让今天的推墙派极不舒服,恨不能彻底抹黑义和团运动。不少的公知大V,零散民逗开口闭口就把中国现今的爱国者视为义和团。
义和团在拆电杆毁铁路的时候,理由都是毁我大清龙脉之类的,现在看来非常愚昧。如果义和团在拆电杆的时候,把口号换成“拒绝电磁辐射,保护子孙后代”,“电线辐射可致癌,再不知道就晚了”。
而在拆铁路的时候,把口号换成“拒绝火车噪声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大清国,请等等你的灵魂,请等等你的人民”,在发生铁路事故更可以加大宣传力度。
要是义和团当时换成这些口号来拆电杆毁铁路的话,看你们现在还敢不敢嘲讽义和团。”
义和团爱国的本质是不容质疑的。然而在当前的舆论氛围之下,义和团早已让抹黑了,要扭转这个认知又是何等艰难。难就不说了吗?面对歪曲者,沉默恰恰是对历史最大的不尊重。义和团的事,已逝去久远,资料零散难找。一个文章能否说清,我也是没有把握的。且试一试吧。
说义和团运动,那就必须了解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除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外,我认为最主要的二个原因是:文化冲突与社会矛盾。
这与西方列强侵华是密切相关的。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众多的不平等条约。为西方殖民中国大开了方便之门,西方列强的商品开始的中华大地上倾销,清皇朝的治权开始大量丧失,这背后就是中国士农工商的血泪。经济与政治的压迫,更重要的是西方宗教与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尤以《中美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以及美国第一次提出门户开放,利益均沾原则之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在中国攻城掠地,强行还堂,建堂,在中国南北各地制造了大量的教案冲突。
在条约与军事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从1846年起,天主教在澳门、南京、北京设立了三个主教区,在陕西、山西、山东、湖南、江西、云南、香港等地设方代主教区。到19世纪末,在华天主教传教士达到了800人,教徒70万人;在华的基督传教士由1844年的31人发展到了19世纪末时的1500人。教徒约8万人。此外沙俄的东正教也纷纷涌入我国东北地区。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于1890在“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说:“真正的教会学校,其作用并不单在传教,使学生受洗入教。……(而是)使学生能成为社会上和教会里有势力的人物,成为一般民众的先生和领袖。……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取得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凭借坚船利炮为后盾,西方传教士深入中国各个地区,只要是他们看中的屋宇公所,楼台馆舍,一律指认为教产;他们看上的良田沃土,一律强行霸占;他们大量收容地痞流氓,恶霸歹徒,助他们为非作歹;他们要求中国信徒抛弃传统礼俗,不拜祖宗,不敬天地,这是对中华文化的深度侮辱。与经济和政治上的侵害相比,精神与传统礼仪遭到侵害更让中国人不能忍受。
信奉了西方宗教的中国渣子,总是会时不时地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为了包庇信众,西方传教士公然干涉中国法律,咆哮公堂,威胁官员的事时有发生。而地方官如果不听从西方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常常会遭到总理衙门的撤职查办,总理衙门就是大清裱糊匠李鸿章李中堂大人坐镇的。有李中堂在,地方官往往屈从西方传教士,“明知教民不是,反责押平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