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义和团运动不能再继续让人污名化了(2)

　　如此一来，教徒更为无法无天，传教士更是横行霸道。西方宗教与中国民众冲突不断。一时间，教案遍布中华大地，天津，广西，贵州，内蒙古 ，湖南等暴发的教案更是影响深远。中国普通民众与西方洋人矛盾尖锐。

　　西方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境内大修铁路。虽然铁路在当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却与中国农耕社会的小农经济并无关联。铁路主要服务于西方列强在中国采矿业，以及服务于他们的经济掠夺。铁路与电线杆，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形态是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并不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的是，铁路所到之处，常常毁坏农民的田舍，铲平农家的坟莹，迫使很多农民流离失所，给沿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出自《清议报全编》卷一八）。据御史高熙益奏称：一八九九年底，德人在高密境内强行

　　这种情况并非例外。据1900年7月31日，日本驻汉口领事向日本外务部的秘密报告中说:

　　而参与修筑铁路的工人都是西方基督教的信徒，西方列强及其走狗在中国横行无道，这更进一步激发了矛盾。清政府在面对西方列强时软弱无能，妥协退让，使得国土沦丧，主权丢失，赔款累累，底层民众的负担不断加重。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严重，反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的当下，农民却缺乏一个先进的领导组织，由此白莲教，哥佬会就自然而然的成了这一场运动的领导力量。

　　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率“冠县十八村”群众起义，竖起“助清灭洋”的旗帜为开端，自发地形成了一股反帝爱国洪流。“冠县十八村”起义，揭开了中华人民反帝运动的序幕。他们把“洋教”与“洋寇”联系起来，把“驱逐洋寇”与“振兴中国”结合在一起，认识到了“洋教”与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

　　1900年6月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进入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为了保卫京津，“外州县各村义和团，不分昼夜，鱼贯而来”，“连日由各处来团民不下数万”。他们联合部分爱国清军烧教堂，杀洋人，进攻使馆，焚毁洋物。如1900年6月15日起围攻西什库教堂长达63天之久，6月20日起进攻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也达56天。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时候，义和团始终战斗在最前线他们“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枪炮，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慈禧看中了义和团反帝决心和高昂的爱国热情，于是在6月21日匆匆向各帝国主义“宣战”，慈禧的《对万国宣战书》

　　义和团以大刀长矛对阵列强的洋枪洋炮，以及当时及为先进的机枪。武器落后，再加上运动的领导团体水平落后，败局迅速显现。清皇朝为了保全自己，迅速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丧国辱国的《辛丑条约》，转而联合列强掉转枪口，冲向义和团。

　　。法国一个议员说:“中国土地广 阔，民气坚劲……吾故谓瓜分之说，不啻梦呓也。”

　　然而时至今日，义和团竟然成了愚昧、无知、野蛮的代表，到底是什么人在歪曲历史？

　　义和团运动中，重点就是灭洋教，这恰恰是对西方精神殖民最大的反击。当时中国所谓的洋教信徒大部分都是社会渣子，长期欺凌百姓，又有何值同情之处？至于当时所谓的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铁路与电线，却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格格不入。更何况，这些事物给中国人民带来的不是福利，而是更为深重的苦难。作为当时的人民，把扒铁路，倒电线杆作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标之一，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事。

　　义和团运动的演化与发展，虽然表现出了人民反帝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决定了其不可能摆脱落后性。白莲教与哥佬会等民间秘密组织成为了运动的领导核心，造成了思想上的落后与闭塞，组织形式上的分散。再加上认识上的模糊，文化上的落后，义和团不加区别的打击一切与洋教徒，洋人，洋货以及与洋人有关联的人事，是有其当的历史局限性的，这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