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人类从未真正告别蒙昧

　　]启蒙运动尊重理性，同时却又推动对一种理想化母亲形象的崇拜，它给女性留下了一个模棱两可的遗产。

　　本文摘自《启蒙运动》，(英) 罗伊波特 著，殷宏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版

　　法国的“精英启蒙运动”在发展至盛期时，吸引了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精英阶层的参与。他们大多数经济状况良好，为同一阶层的成员们写作。孟德斯鸠有男爵爵位，孔多塞则是侯爵。身为律师之子的伏尔泰依靠写作成为巨富，在自己拥有的费内城堡过着时尚生活。爱尔维修通过包税生意发家致富，生在议员之家的吉本则追随父亲的脚步进入议会，而边沁的生活依靠的是继承的祖产。尽管哲人们都赞扬劳动技能，但几乎没有人是真正从平民阶层白手起家的例外的是狄德罗，还有费城的印刷商本杰明富兰克林，后者遵循自己所出版的《穷理查年鉴》中的建议（“早睡早起能让人健康、富有、明智”）。霍尔巴赫男爵是启蒙哲人中最为激进的自由思想家，但他本人也是出生在德国的贵族，并在巴黎拥有一家富丽堂皇的画廊。

　　只有到了18世纪后期，启蒙运动的知识分子与法国大众文化之间才开始产生富有成效的互动，乃至最终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如达恩顿所论，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启蒙运动，即一种满腔怒火的大众新闻业。穷困落魄的作者们不仅以粗鲁的、蛊惑人心的词语猛烈抨击那些经典目标如教士、包税商和廷臣，而且还发自本能地痛恨享有特权的整个上流社会。这一格拉勃街式的新型新闻业在法国率先采用了黄色新闻的报道手法，不仅揭露了黑幕以及性丑闻，在此过程中还传播了简化的启蒙运动口号。在这个启蒙哲人们已基本上被吸收进上流社会的时期，新一代作家，如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和雷蒂夫德拉布勒东将启蒙运动的政治策略引向对政府心怀不满者与穷人，释放出了更多不和谐的信息，显示他们不以极端世故的伏尔泰为守护神，而是意味深长地选择了反对上流社会的民粹主义批评家卢梭。

　　彼得盖伊将启蒙哲人描述为一个“富裕、体面的革命者阶级”。这一明显带有争议性的描述却在相当程度上与事实出入不大。无论思想多么激进，“精英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或是出身上流有产阶层，或是向上升入这一阶层，都自认为是上流社会的一员。在英格兰，最为著名的启蒙运动团体是由知识分子、医生、企业主和发明家组成的伯明翰月光社，其成员就包括工厂主乔赛亚韦奇伍德和马修博尔顿、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科学家伊拉斯谟达尔文和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等人。他们赞扬进步，谴责奴隶制度，并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而欢呼。然而，没有人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而在1790年烧毁普里斯特利的房子并迫使他流亡到美国的不是别人，正是一群由忠于王室的下层国教信徒组成的暴民。

　　我一直在使用“启蒙运动中的男人”这一说法。那运动中的女人呢？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些在运动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女性：伏尔泰精通牛顿力学的红颜知己夏特莱侯爵夫人以及狄德罗的情人索菲沃兰都聪慧过人，家教良好，辩才无碍。以沙里埃夫人之名闻名于世并在瑞士定居的贝勒德泽伊伦就是一位才情卓越、思想进步的文艺女性。曾与她短暂交往过的詹姆斯鲍斯威尔则因为她反对性方面的双重标准，认为她是一个“疯狂的浪女”。伊丽莎白蒙塔古和沙蓬夫人这样的“才女”在伦敦受到众人膜拜，而吉本也发现巴黎名媛们组织的沙龙让启蒙哲人大感震惊并且才智焕发。德娜古德曼认为这样的沙龙正是启蒙思想相互交流的关键场所。出版文化的迅速发展也给予了女性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为作家以新的机会。

　　然而，盖伊所谓的哲人“家族”只对男性开放。可以说启蒙时代没有一位女性是有创见的第一流哲学家、科学家或知识分子，直到大革命时期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稍晚的斯塔尔夫人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局面。教会允许女性可以成为圣徒和神秘主义者，而且许多王室和贵族家庭的女性在旧制度时期也行使着巨大的权力，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莎女皇和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但是，只有到了19世纪我们才能说有真正的“妇女的运动”，即由妇女领导的、追求性别平等的运动。

　　（男性的）启蒙运动热情而又宽容地支持这一观点，即女性应该被视为理性的造物，洛克等人就认为女孩应该享受与男孩一样的教育（其理论出于那种认为心灵最开始是一张白纸，并无性别区分的观念）。但除此之外，哲人们并未全然投身于追求男女平等的全面的妇女解放运动。尽管妇女们对于自身遭受的偏见和不公正现象抱怨不已，但却几乎无人思考过选举权和政治参与的问题，也未提出过取消职业性别歧视的要求。当然，思想进步的女性思想家，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特别称赞过妇女在抚养和教育子女方面的贡献，她认为正是这一理由让妇女值得享受最好的教育与最高的社会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