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8期

　　作家建立自己的世界，是无法互相比较，很难分类的。当有分类时，它给了你一个概念，支配了你的思维模式，否定了多样性和独一无二性。

　　米亚·科托（Mia Couto），莫桑比克人，生物学家、作家。与村上春树一样，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上海，作家书店，我问米亚：“你觉得这个世界好吗？”在旁的人都笑了—这或许是个傻气的问题，只有米亚·科托在一桌之隔沉默，几秒后他回应了我：“No……”

　　对于莫桑比克，中国读者知之不多，更多是西方文学中关于非洲浪漫神秘的印象。你的小说《母狮的忏悔》里有这么一句话，“从外面来的人，都以为这里的村民善良淳朴。他们彻底错了。库鲁马尼的村民会友好地接待从远方来的陌生人，但对待自己人，却始终抱有嫉妒和恶意。因此阿公以前常说：‘这里不需要敌人，自己人就足以让我们溃败。’”你要告诉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莫桑比克吗？

　　我不记得写过的东西，但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像问中国真实的样子是怎样的？现在我们在上海，但中国和眼前的上海是不同的。我们国家也是这样。莫桑比克是一个广袤的国度。把莫桑比克视为一个整体是对它最大的误解。这里有25种不同的语言，加上方言，起码有上百种。南北差异很大，北方人大多是穆斯林，南方则多是基督徒，他们又有统一的非洲宗教。

　　1975年莫桑比克独立。作为国家的一分子、一名作家，我比这个43岁的国家更年长，我希望通过作品消解固见，重构传统。我知道对穆斯林的某种定义，让莫桑比克始终被看作一个特殊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讲，穆斯林为这个国家的不同人种、文化、语言打上了马赛克。这是一种悲哀，但不算什么问题。对年轻的莫桑比克而言，它正欣欣向荣。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定义和理解，你不会知道你是谁，你会怎么样。

　　小说《梦游之地》中，你对肯祖母亲的描述很有意思。比如，“她教会我们变成影子，不去期待任何事，只是追随投于地上的身躯。这是无言的传授，她只是坐着，双腿交缠，膝盖相叠。”这是一个关于莫桑比克女性的哲学陈述？

　　我不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在莫桑比克，尤其是在农村，基本没有现代气息。女人在家里弯曲着身体是对男性的畏惧。母亲教导肯祖使用的是一种身体的词汇，如果不照这样做，是对父权的挑战。

　　莫桑比克的女性不习惯使用语言，而用一套复杂的身体代码表达一切。比如，我递给你东西，我必须将左手放在右臂上以示尊重。这些有趣的肢体语言和约定的社会规范，在学校里是学不到的，是从小在家庭环境中耳濡目染的。

　　我写作，不仅为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而战，更为所有饱尝压迫的人发声。莫桑比克摆脱了殖民地地位，但女性仍处于被统治的地位，没有任何权利，继续受到来自男性的第二次殖民。

　　我17岁时，参与了解放运动，是反殖民主义的地下成员之一。我感受到社会的不公正，我不能置身事外，更不能唯恐避之不及。只要生活在一个大部分人缺少自由的社会里，任何人都不可能快乐和自由。

　　不，不太好。现在我们仍处于变革之旅的伊始，一切亟待改变。改变不是单指修正，而是对社会体系中最基本的逻辑层面的改变。我们的社会体系是建立在不平等、带有剥削性质的基础上的。如果你认为不应该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那么，透过贫穷的人群来审视，很遗憾，他们没有未来。

　　我不知道你是否问我已经有了什么改变，因为我也不清楚。但是至少不能满足于那些科技小玩意带来的改变，比如手机、笔记本电脑。

　　我随身有个小本子。我会随时记下一个想法，或者一个人。我是作家，也是生物学家，养着猫头鹰。我和不同职业的人一起工作，比如戏剧演员、记者。我的生活非常多样，但也琐碎，充满了焦虑。

　　晚餐时，我会回顾这一天。然后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理笔记，开始写作。我喜欢在晚上写作。这时候，别人呼呼大睡，房子寂静无声，写起来更有条理。就这样，每天，每天，每天，我都在写作。

　　不是。我的想象比我的经历丰富。比如，我想知道路过某个建筑的人是谁，这时想象比经历重要。经历不过为我提供一个参考。

　　对我来说，写作总是很接近现实，困难是保持客观性。当事件发生，我很难不按次序去写，就像我写关于我的国家历史时刻的三部曲以及其他作品。可是我不太喜欢这样，我更喜欢自由，不受干扰，但并不可能，因为任何人都不得不和历史性的叙述有某种联系。

　　你的作品创造性地将葡萄牙语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词汇融合在一起。你是怎么做到的？主要受到了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