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不信人间耳尽聋：致良知是儒家启蒙运动？

　　在《睡起偶成》诗中，他这样写道：“起向高楼撞晓钟，尚多昏睡正懵懵。纵令日暮醒犹得，不信人间耳尽聋！”

　　在《月夜》诗中，他则写道：“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

　　自从帝制确立以来，绝对君权阳奉儒学，阴尊霸术。在它的得寸进尺、持续蚕食之下，士人及民众的精神不断遭到摧折，乃至于到了堪称酣睡的状态。

　　先秦的中国人，那么果敢、蓬勃，充满生命的活力。而在后世，这种活力每况愈下，以至于显得后世之人简直不像是先秦诸夏的子孙。

　　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君权视天下为私产，其一举一动，莫不出于一己之私。

　　如《史记》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即视天下为私产，因此，他曾当着群臣的面反问其父：“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

　　当王阳明以“致良知”之教“撞晓钟”之时，欧洲的宗教改革方兴未艾，启蒙运动还尚未开始。

　　当时的欧洲和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比如，商品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个又一个繁荣的商业市镇，个体意识蓬勃发展。相较之下，原有的经院哲学走向衰落，原有的权力机构则成为滋生腐败的场所。比如在欧洲，教皇的特使竟然叫卖“赎罪券”。在这种情形下，作为针锋相对的行动，马丁·路德发起了宗教改革，认为人人皆可通过信仰得救，而非通过外在的那个教廷。不仅仅如此，他还抨击那个腐化的教廷为“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启蒙运动继之而起，又

　　在王阳明所处的明代中国，理学为经院哲学，而且由于其和科举制度紧紧捆绑在一起，导致其解释权也归属朝廷。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看待王阳明揭“致良知”之教，而且要把“致良知”之教广泛推向社会大众呢？

　　学者杜维明认为：“在这个特定的方面，阳明对儒学所做的贡献同马丁·路德对基督教所做的贡献一样深刻。”

　　史家余英时评点说：“致良知”之教应个体意识在明代中国显现的时代大潮而生，打破了朝廷对“理”的解释权的垄断。“（他）是要通过唤醒每一个人的‘良知’的方式，来达成‘治天下’的目的。这可以说是儒家政治观念上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我们不妨称之为‘觉民行道’，与两千年来‘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转注于下面的社会和平民。……这是两千年来儒者所未到之境。”

　　冈田武彦评点说：“王阳明的‘良知’说振奋了弱者的心灵，给那些深陷权势和名利的旋涡而不能自拔，遭受现世重压而不能逃脱的世俗中人，指出了一条正大光明、强而有力的快乐生存之路。‘良知’说不仅鼓舞了知识分子，也鼓舞了不通文墨的平民百姓。它迅速在都市和乡村中传播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学说。”

　　换言之，之前心学的讲学对象为一般士人，在此之后，心学的讲学对象转向了所有阶层。如果说，“知行合一”之教意在扭转败坏的士风，那么可以说，“致良知”之教更进一步，意在让天下的每一个个体都堂堂正正，乃至顶天立地。

　　比如，王阳明说：“我这里言格物，自童子以至圣人，皆是此等工夫。……虽卖柴人亦是做得，虽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又如，针对工商业者在四民中遭到歧视的社会现实，他写道：“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他还说：“果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他对弟子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传习录拾遗》载：“一日，市中哄而诟。甲曰：‘尔无天理。’乙曰：‘尔无天理。’甲曰：‘尔欺心。’乙曰：‘尔欺心。’先生闻之，呼弟子，曰：‘听之，夫夫啍啍讲学也。’弟子曰：‘诟也，焉学？’曰：‘汝不闻乎？曰“天理”，曰“心”， 非讲学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