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工厂(2)

　　方正研究院文字图形研究所副所长李征认为，不仅不应该把命运寄托在一两个名程序员身上，甚至压根儿都不应该鼓励“明星制”。“今天的程序已经谈不上明星了，软件不等于程序，不等于代码，软件是一种商品。它需要有包装、使用指南、安装程序、培训、用户支持、升级、售后服务等等配件，单纯的程序是不能赚钱的，只有成为商品的软件才能够赚钱。中国软件产业发展之初由于软件过度匮乏，没有任何包装的程序也能够卖钱，而且，还能卖个天价；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再好的程序，如果没有包装，没有市场推广一定难以获得大规模的利润，因此现在已经进入了由名软件公司取代名程序员的时代。”作为方正核心产品文字排版软件所的副所长，李征不写程序，他将自己定位在软件开发管理者的角色上。

　　衡量一家软件公司是“作坊式”的作业方式，还是“工厂式”的作业模式，并非只看它的规模，并非这个公司程序员少，就说它是软件“作坊”，那个公司有几百名程序员，就说它是软件“工厂”。是“作坊”还是“工厂”不能以人数而论，方正研究院的演进过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方正研究院的程序员每天都在增多，其直接目的并不是为了形成“软件工厂”，而是因为软件规模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程序员来写。很多程序员在一起工作不能自然而然地形成“工厂式“的作业模式，方正研究院几百名程序员聚集在一起，起初的情形用肖建国的话形容就是“由小作坊变成了大作坊，大作坊底下带了很多个小作坊 ”而已。

　　程序员多，产品是做大了，但由于程序员之间交流不够，技术思想、技术手段、实现方法互相配合得不好，致使写出的软件产生了许多许多的BUG。甲程序员的模块要和乙程序员的模块配合，因为没有规范和制度确保实现这种配合和沟通，结果造成：甲调用的时候仅凭假设想象乙是怎么做的，这种假想的结果是有时候做重复了，有时候做错了，最后，软件配合起来就不行。肖建国回想当年的情景颇有些感慨：“人员一多，就很难组织。1992、1993年，方正软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BUG，造成软件从1.0、1.11、1.12到1.03，版本满天飞，同样是1.1版，有今天的1.1版，有明天的1.1版，原因是软件错误太多，今天这个用户来抱怨，打个补丁改了，明天那个用户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再打一个补丁交给人家。程序员费了牛劲去改，软件版本满天飞，但错误还是一大堆。”所谓“软件工厂”即是一套克服这种协作混乱的管理方法。

　　能让王选看上眼的产品不多，即便是方正研究院的产品，王选认为好的也不多。要让王选说好，必须同时具备五个条件：

　　第一是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开发的产品。“NPM推出以后之所以会风靡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硬件上采用了当时刚刚面世的黑白高分辨率竖式大屏幕Viking，使中文报纸第一次在计算机上‘所见即所得’。”“1991年的8月30日，我在香港发现了一台高分辨率彩色照排机ECRM，价钱便宜，报社也能负担得起，赶紧把它引进到国内，1992年，用上这种照排机的方正彩色系统，给方正带来很大的利润，否则仅靠黑白，我们早就萎缩得一塌糊涂了。”

　　第二是要有自己的创新的产品。“方正RIP拥有9项专利，一项欧洲专利，8项中国专利。1989年，国外中文PS系统用激光打印机出300DPI低分辨率A4幅面样张，20分钟出一页，方正RIP一分钟出6页，而且精密照排与激光打印机输出合用一个RIP，取得了明显的压倒优势。”

　　第三是贴近用户的产品。“1988年的方正RIP在字型、倾斜、旋转、勾边、阴阳、半阴半阳上的变化，特别贴近当时用户希望版面漂亮、复杂的心理状态，从前的铅排从来也做不到这些变化。另外，NPM使用户能够看着屏幕直接修改报样，让报社感到耳目一新，为之一振。”

　　第四是要性能稳定的产品。“1987年的华光系统一开始不太稳定，后来北大开始生产照排系统，市场上有了竞争，潍坊和北大两个系统都稳定了。”

　　在王选眼里，方正1988年创业之初的三大产品RIP、NPM和书版都是符合上述五个条件的产品。

　　在方正研究院，符合这五个条件的产品，王选认为还有后来阳振坤主持开发的第六代RIP和第七代RIP以及开始由邹维负责，后来由郭宗明主持开发的点睛动画制作软件。但“方正也有不少产品不符合这五个条件，比如不贴近用户，推出以后改呀改呀改，拖晚了进度，失去了竞争力。有的产品缺乏‘一招鲜’，没有突出‘卖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