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的“工厂(4)

　　软件是工程，不是理论问题，所以，能够也必需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分歧，而不是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分出到底谁对谁错，软件工程花不起研究的时间。 对此，肖建国把话说得明白无误：“软件不是算1＋1，1＋1你要说等于3，我非和你争不可，工程问题讨论起来，可能会讨论明白谁更高明，但很多时候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并没本质的差别，这个时候再固执地争论下去就没意思了。”

　　沟通困难也有程序员性格和习惯方面的原因，做技术的程序员很容易把自己已经做成的事情看得很简单，觉得没什么好讲，“很显然的事，你怎么就不明白呢？这还用解释吗？”是程序员面对请教最常态的反应，对这样的程序员，肖建国认为要教育他们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主动告诉别人，愿意去倾听别人是怎么想的。对于因为保守，不愿意将关键算法和技术告诉别人，关键时候要挟公司长工资的程序员，肖建国会将他开除。

　　为了从体制上保持充分的沟通，方正研究院将一个组的人数控制在10个人左右，以控制交流的难度，避免花在交流上的时间太多。

　　在肖建国看来，合理的协作方式应该是先做和别人的接口部分，后做一个人关在屋里也能做好的部分，原因是“自己的事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加班赶进度，总之是自己的时间好控制，而控制别人总不方便。更为重要的是，自己关在屋里先做，做完以后，发现和别人配合不起来，不仅要返工，还会因为到底是谁的问题和自己的协作者发生分歧和矛盾。”

　　几乎所有的管理都先从摸得着、看得见的地方入手，方正研究院对软件开发的管理也不例外，他们首先抓的是文档。

　　在李征眼里，如果不写文档，就不是一个好程序员，所以，不管这个程序员多么天才，如果不写文档，我都不要。李征要求“飞腾3.1”的需求分析，就要有三个重要的文档：

　　第一份是用Excel做的一张大表，表上规定了：飞腾3.1要做多少个功能；每个功能的来源（是报社的需求，还是出版社的需求，或者是上一个版本遗留的问题）；对每个需求的描述和优先级别，以及这些功能计划由哪些人来负责。

　　第二份文档被称为功能式样书。它负责一一对应地对上面那张大表上的每一个功能做进一步的说明，详细阐明功能设计方法和实现方法。如果飞腾3.1有1000个功能，就会有1000份这样的式样书，式样书很详细，有的会长达几十页。

　　第三份文档是用Project写的进度表，规定飞腾3.1什么时候做设计，什么时候写代码，什么时候提交单元测试。软件飞腾了!开发中每个里程碑都在这里做了规定。

　　为什么要写这么详尽的文档？肖建国的经验是“写软件不能仅凭嘴说，说完了容易忘，而且，讲话有二义性，软件不能有二义性，所以，该写的东西都要明确写下来。”肖建国另外一个经验是：“想清楚、说清楚和写清楚三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能写清楚才算把事情彻底搞透了，很多时候是以为自己想清楚了，其实并没有想清楚，所以，需要通过写出来检验一下。”

　　写这么多文档会不会耽误了写代码的时间？郭宗明认为写文档的时间必须舍得花。“从国外软件开发的经验看，做文档，写注释的时间，就是要比真正编码的时间长。”

　　郭宗明感觉广东话唱歌很好听，但他建议大家说普通话，因为方言没办法交流。“软件是大众化的产品，许多快捷键都是公认的，开发约定大家也应该共同遵守，界面是什么风格，变量怎样命名，浮点数怎样命名都要按既定的规范，程序员不能自己另起一套，自己另创一套可能对自己来说很好用，但别人就没有办法理解，没办法交流。”

　　为统一规范，方正研究院颁发了一套代码编写规范，而真正严格执行的都是那些饱经教训的程序员，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为什么按规范写程序日后才不会出麻烦，不规范的程序员被李征称为“杀手”。“他们知道规范，也觉得规范很有道理，但真正写程序的时候，就会忘记，因为他们没吃够苦头。这个时候只能通过不断地检查他们的程序，强制他们执行规范。”郭宗明发现不写注释或者不按规范写注释的程序员，会坚决要求他补上，因为郭宗明很担心：“一旦这个程序员改做别的项目或者跳槽了，留下一堆天书一样的源程序，谁也看不懂，谁也无法接手，整个项目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