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秦以来,人们就非常注意饮食与卫生、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形成了进步的饮食观。比如孔子,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对饮食也很有研究。据杨伯峻先生统计,在《论语》中,“食”字出现过41次,其中30次是当“吃”讲的。(杨伯峻《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在《论语·乡党》中,孔子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饮食要求。
孔子之后,有关饮食卫生的论述非常多。人们普遍认为凡是食物变味、腐臭以后,都不能吃,吃了就容易生病。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秽饭、馁肉、臭鱼,食之皆伤人。六畜自死,则有毒,不可食。”唐代著名医药家孙思邈对饮食卫生也十分重视,他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提出了不少讲求饮食卫生的忠告。如“食当熟嚼,使米脂入腹,勿使酒脂入肠。人之当食,须去烦恼,如食五味必不得暴嗔,多令人神惊,夜梦飞扬。每食多不用重肉,喜生百病。常以少食肉,多食饭及少菹菜,并勿食生菜、生米、小豆、陈臭物,勿饮浊酒……食毕当漱口数过,令牙齿不败,口香”。这些论述都很有科学道理。
在中国古代士人的饮食观中,非常注意合理的饮食结构。汉唐时期,人们便主张采用谷、果、菜、畜类等混合食物,以保证食物营养成分合理搭配,相对平衡。《内经》认为理想的饮食结构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孙思邈在《千金要方·食治》的序论中引用了这段话,并具体发挥了这一观点,他将食物分为果实、蔬菜、谷米、鸟兽四大类,详细介绍了一百五十多种日常食物的性味、营养、功效等。说明孙思邈也非常重视膳食结构。
现代科学证明,《内经》和孙思邈所提出的饮食结构是有道理的。如“五谷”和“五畜”为人体提供了植物蛋白和氨基酸,是人生长和保持健康所不可缺少的;而“五果”即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微量元素和食物纤维,可以辅助“五谷”以养人之正气,故曰“五果为助”;“五菜”即各种蔬菜则可以使体内各种营养素更加完善、充实,这就是“五菜为充”。这种以谷、肉、果、菜合理搭配的饮食结构,对中国传统饮食结构的形成影响很大,古代许多士人体健长寿,都与合理的饮食结构有关。
古代士人还普遍认为应节制饮食,不要过量,反对大量食用美味佳肴,这样做会增加胃的负担,影响消化。《吕氏春秋·本生》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而节制饮食对身体有许多好处。晋人杨泉在《物理论》中说:“谷气胜元气,其人肥而不寿;元气胜谷气,其人瘦而寿。养性之术,常使谷气少,则病不生矣。”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也认为,吃得过多,会使人短命。他在《千金要方·养性》中说:
穰岁多病,饥年少疾,信哉不虚。是以关中土地,俗好俭啬,厨膳肴羞,不过菹酱而已,其少病而寿。江南岭表,其处饶足,海陆鲑肴,无所不备,土俗多疾,而人早夭。北方仕子,游宦至此,遇其丰赡,以为福佑所臻,是以食卑长幼,恣口食嘬,夜长醉饱,四体热闷,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期月,大小皆病……以至于死。
孙思邈主张“厨膳勿使脯肉丰盈,常令俭约为佳”。不仅吃得过多会损害健康,食品的滋味太美,太厚也会伤害肠胃使人短寿。
明末清初著名剧作家李渔,多才多艺,对饮食也很有研究。在其《闲情偶寄》一书“颐养部·调饮啜”中对饮食之道作了专门评述,其中不乏精辟之论。李渔的饮食观与传统的饮食养生理论不尽相同,在一般人看来,“《食物本草》一书,养生家必需之物”。而李渔则认为,“食色性也,欲藉饮食养生,则以不离乎性者近是”。即饮食而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来安排。“性”意为性情,习惯。由于“性”因人而异,故《食物本草》一类书上规定的饮食忌讳,未必适合每个人。
一是“爱食者多食”。李渔认为:“生平爱食之物,即可养身,不必再查《本草》。春秋之时,并无《本草》,孔子性嗜姜,即不撤姜食,性嗜酱,即不得其酱不食,皆随性之所好,非有考据而然。孔子于姜、酱二物,每食不离,未闻以多致疾。可见性好之物,多食不为祟也。”李渔提出的饮食可随心所欲,并非毫无节制地大吃大喝,而是要分主与次,他称之为“调剂君臣之法”。并举例说:“肉与食较,则食为君而肉为臣;姜、酱与肉较,则又肉为君而姜、酱为臣矣。虽有好不好之分,然君臣之位不可乱也。他物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