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汉学家卫礼贤经历的义和团运动

　　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理查德·威廉）的夫人莎乐美·威廉于1955年在德国出版传记《卫礼贤——中国与欧洲的精神使者》一书，为中国读者和卫礼贤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以下译文来自该书第二卷部分章节，讲述的是1900年和1901年卫礼贤在山东青岛等地区的所见所闻。

　　“即墨城在一条河边，一群男孩在河里嬉戏。我的中国仆人马克斯带我走进一家客栈。马儿有了歇脚处，人住的地方像个烟熏火燎的洞穴。房里有个木架子，我们把带来的被褥铺在木架子，就成了床铺。房间里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桌子。被烟熏得发黑的墙壁上留有从前的红漆字痕迹。糊窗户的纸也破破烂烂，被风吹得哗啦作响。客栈的伙计送来了一壶热开水，喝下去确实让人精神一振。山东人不喝茶，他们更偏爱喝热开水。客栈还送来了些类似饼干的茶点和水果。我休息了片刻，马克斯去看望了他的双亲，之后我们就在城里逛了逛。即墨和胶州差不多，但城市更小一点，也更干净舒适。我们在几米宽的石头城墙上转悠。地势较高的房屋和寺庙门口，一些做工的人坐在门槛上休息。城墙石头的缝隙间疯长着草和灌木。几个小男孩在山上喂一匹马吃草，一切都美好惬意。

　　我给地方官送去了我的名片，但他托病不见。后来我听说这位地方官对德国人不太客气。在我到达后的几个钟头里，城里能见到的唯一的欧洲人就是我，我并没有感到当地人对我有丝毫的敌意。相反，我发现，虽然我只能勉强说几句汉语，但此地的人却很容易跟我熟络起来。

　　傍晚，马克斯回家歇息，我和客栈门外的小贩们一起坐了一会。没多久就围上来一大群孩子。我剪纸给他们看，剪出各种形状送给他们。年长一些的人也来了，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善，孩子们最后甚至都舍不得离开了。当天的晚餐是一只水煮的鸡，花了我大约十五芬尼的钱。鸡的味道很不错。夜里，我被各种各样的昆虫骚扰，没怎么睡安稳。尤其可怕的是长脚蚊，它们吹着长号在空中嗡嗡飞舞。屋旁还住着八头驴子，一旦其中一头叫起来，其他驴子就受了感染似的齐声叫唤，吵闹不堪。所以，当黎明来临，院子里传来人声﹑水桶的碰撞声和牲畜跺脚的声音，我反而暗自庆幸。我和他们高高兴兴地道了别，还留下了我的名字。这样的旅行能够真正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因而十分值得。”

　　在中国的第一年，理查德并没有经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春天。沙尘和干旱让一切生命萎靡不振。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了不少当地风景的魅力所在。“我刚刚去克拉拉海湾的小山上散步了（克拉拉是施拉迈尔博士太太的名字，她是最早来青岛的德国女性之一。在官方正式命名这个海湾为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海湾之前，它一直叫克拉拉海湾）。这里的沙滩很浅，正值退潮时分，地面干燥，沙子细洁光滑。海湾地处幽僻，被几座海水侵蚀严重的孤崖环抱着。远处的梓树丛掩映着一个小村庄。除此之外只能看到深蓝灰的天空和墨绿的大海在天际线处交汇。海面远处，几处岛屿浅浅的轮廓若隐若现。近处岸上有一条细细白白的线，那是波浪均匀卷来又退回大海所留下的痕迹。眼前的风景就像是伯克林的画，给人如此深沉和谐的气氛。归途中，火红的太阳渐渐落下，圆弧形的云层下端绚烂得像要燃烧起来，海水被染成了紫红色。远处的山脉也变成紫色了，如同一抹轻烟。深绿的天幕映衬着红色的霞光”

　　在六月的日记里，理查德写道：“渐渐感觉到雨季逼近。今天一整天都暴雨如注。暴雨的后果相当可观。我屋前的街道变成了一片洼地。中国人穿着稻草编织的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地淌着水，寻找一条可走的路。我房间的天花板上已经有几处渗水，但这点小灾对花之安博士的房子来说还仅仅是开始。这些日子又飞来了数不清的苍蝇，它们像沙漠的尘土般团团飞舞。吃饭时，我总要戴一顶帽子，因为苍蝇们喜欢停在我剪了短发的头顶。它们像一团黑云一样扑向饭菜，怎么赶都赶不走。为了至少能睡个安稳觉，我在床上支起了蚊帐。然而帐子里头的苍蝇和外面的一样多，苍蝇们在和我频繁过招中已经练就一身功夫，绝少被我一下击中。但这也有一个优点：苍蝇们一旦醒来，就会不断骚扰我，催逼我起床——而它们醒得很早。”

　　五月份开始动工造屋了，屋子建成后可供两家人居住，花之安一家和我们。我们的新家建在青岛外围的一座山上，屋前还有很大一块地皮，离附近的村庄很近。那儿风景极美。从住所可以俯瞰远处的群山和大海。山上也有柏林传教团名下的地皮。六月，我和总督开始商谈建造临时教堂的事宜。虽然教堂已经从跑马场迁到一个至少能让大伙儿坐下来的大桥仓库里，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做礼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