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汉学家卫礼贤经历的义和团运动(2)

　　中国的总理衙门（位于北京的外交机构）和山东省总督府终于给德国人颁发了开发煤炭和矿物资源以及修建铁路的许可证，青岛的经济发展和与此休戚相关的德国殖民地的未来得到了保障。第一份德国报纸“德国——亚洲嘹望”发行了。它的第一份号外刊登了一则消息：“排字工人逃跑了，任何人都不得雇佣他！”

　　之前，为了平息修建铁路引起的山东内陆的骚乱，德国方面已经派驻士兵入驻胶州，六月底又派了一个分队进驻更处腹地的高密，那里的居民群情激愤，把德国人的测量柱都给拔了。

　　雨季来临，也带来了更多的疾病，驻扎部队的士兵中流行病爆发。那时有一支将近1500名士兵和军官组成的部分。最近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要举行一次葬礼。一个160人的连队，现在只有30到40个人能出操，其余的人都病倒了。夏天的头两个月，青岛的本地居民中正爆发斑疹伤寒，海湾战舰上的部队被全部隔离。

　　不幸的是，花之安博士也病倒了。他的病情日趋严重，海因里希王子当时正和巡洋舰中队的部分士兵一起，便把自己的贴身医生派去给他看病，另外又派了一个护工，分担理查德的护理工作。但花之安博士还是死了，死于痢疾。理查德成了青岛传教团的唯一代表，他肩上的责任加重，日常事务也更多了。终于他也染上了病。他与疾病做了几个星期的斗争，但病情并未好转。十月初，医生命令他必须卧床休息。在他养病期间，从上海来了一位名叫克朗茨的牧师临时顶替他。这位牧师给传教团发了电报：“理查德患慢性病，请立即派一位神学研究者来。”理查德到达青岛后不久就作出过决定，他想离开牧师局，请求柏林方面找一位替代者，能让他专心研究中国和中国人，并致力于德中两国的联络工作。

　　十月中旬，理查德前往上海，希望气候的改变能治好他的病。他寄居在克朗茨牧师家，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他原本计划在上海停留八到十天，却一直待到了11月底。在发自上海的一封信中，理查德写道：“养病的头八天，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闷头大睡。当我一日醒来后发现又已经是礼拜天了，我完全无法相信自己竟昏睡了这么多日子，只能听信别人告诉我的这个事实。——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光是这点就足以说明我的健康状况已经大大起色，我得寻求其他的帮助了”

　　“康复期的我食欲旺盛，一日三餐都狼吞虎咽。我从报纸上了解三餐之外的日常事件，从传到我那间安静小房间里的街市声音里，了解上海这座城市特有的中国和欧洲风格混杂的生活方式，上海五彩缤纷的生活形态进一步证实了歌德“东方文化和西洋文化无法再分割”的观点。而且让人诧异的是，那些街市声音提供的信息竟能如此丰富：早上当我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到黎明来临，只要用心体会，那就是一幅富有诗意的画面；一切都是那么独特，南边天空，一弯新月还在稳稳地上升，后方的中国人居住区的公鸡却已经在啼晓，远处有只狗在叫，还听到街上传来孤独的脚步声，这一切都让人想起遥远的来自童年的声音。远处停泊着轮船的水面上传来猛禽发出的尖叫声，一条即将起航的轮船拉响低沉的汽笛声。终于，街道上愈来愈热闹，车水马龙，一轮红日钻出低低的晨雾，升上广阔而明净的天空。 我的思绪渐渐飘远，飘向西方，似乎一切都如同发生在昨晚”

　　理查德回到青岛后，住进了福斯坎普家，这样他就能继续得到女性的照顾。和传教士们的交往并不总是轻松的。理查德写道：“当我看到传教士们之间的差异和争吵，并注意到他们究竟为什么而争吵时，我总有些奇怪的感觉。其中一个争论话题围绕着“上帝”的翻译，他们为是否要保留“上帝”这个古老的对“神”的中文称谓（中国人知道神和一般神仙菩萨的区别，皇帝还每年供奉他），还是使用“神”这个中文词而争吵不休，即使这个词更多含有“幽灵”的意思。传教士们分成了两大对抗阵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柏林的传教士们在翻译路德的教义问答书时出现了重大分歧：到底应该遵循路德的十诫，还是其他宗教改革派的十诫？传教士中也有特立独行的，他们似乎远离一切团体活动，在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中常遇见这样的自由派。如果上帝的事业在这里能得到发展，那么我相信，这一定源自一种愿意为上帝奉献一生并甘愿受他掌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