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汉学家卫礼贤经历的义和团运动(5)

　　有一次我们远足回来，一名德国海员把我们从海湾那头摆渡回家，他告诉理查德，他绝对不会像其他欧洲人那样殴打中国脚夫，他心肠没那么狠。理查德和中国人相处时尽量中国化。“入乡随俗”的理念在他未来完成重大任务时证明了其重要性。

　　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天下午，理查德在楼下花园叫我，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他的内心正经历着一次巨大的震动。直觉告诉我，他已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的中文老师李医生告诉他，派往山东内陆的德国部队让百姓遭了殃。当地民众因为听不懂德国军队的命令，不能立即按照指令办事。要指望德国人有耐心是不可能的，当德国人下令村民拆掉保护村庄的围墙或者交出武器，村民没有立即照办的话，德国人就会枪毙他们。于是发生了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情景：男人们死的死，伤的伤，女人带着小孩四处逃亡。听闻此事后，理查德即刻作出决定，前往事发地，调解德国军队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对抗和不信任。他给中国学生放了假，第二天一大早就出发了。当时还没有通往山东内陆的铁路，德国人造的山东铁路还没有投入使用。理查德雇了船夫，坐船横渡海湾前往胶州。让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为了高密附近的骚乱，德国又增派了一支部队，我面临一堆新的问题。德国人严厉地惩罚中国人。好几个村庄都被烧的烧，杀的杀。认识的中国人告诉我，如果能有好心人劝告那些村民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也许就能避免接下来的杀戮之灾。毫无疑问，这桩艰难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的面前，而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但我至少应该试一下，所以我和李来到了骚乱发生地。

　　为了不让当地人产生我是官方调停员的印象，我此行没有要求德国军队保护，而是完全像普通中国人那样出行。胶州和高密的地方官员善意地为我们提供了轿子和马车，11月6日，我们到达了高密。高密的官员为我安排了住处，就在衙门对面一处设施相当完善的私人住宅。眼下的形势和我预想的很不一样。我原本担心接近当地人会很困难，他们在德国人嘴里是一群愚蠢和残忍之徒。事实上，最大的困难在别的方面。德国军队的出现在当地引起了恐慌。女人和大部分男人都逃走了，只留下了一座空城。要是还能找到马匹，人们就会逃到老远的乡下。我不断听到传言，说如今的德国人比当年那位烧杀屠掳的将军还要可怕，据说这位将军死后，他的木雕像还继续发挥威吓震慑的作用。

　　我们渐渐地获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可以这里那里的帮上点忙。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有个村庄遭到德军的洗劫，房屋和粮仓被烧毁，幸存者都逃走了。街巷里不是躺着死狗，就是散落着破布烂衫，景象凄惨可怖。我们下榻在少数还幸存的房屋中的一所，那里曾经是一个学堂。我们到达的消息传开后没多久，一些伤者就被安排到这里，我们尽力帮助他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妇女、孩子和老人，在逃亡时被机关枪扫中。有些人伤势严重，几乎无法救治。但我们还是成功地救治了很多伤者。有一段日子，我们每天都骑马去临时搭建起的一个“野战医院”。在探望病人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村庄之所以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有一番缘故。

　　有一天，我在学堂里发现了一封信件的残片，内容耐人寻味。该村有几个想要谋反的村民与附近一带的义和团建立了联系。义和团派了人来村里，许诺会在关键时刻提供援兵，届时义和团八百万神勇之师将从天而降。信中还写有义和团的誓言口号，从中不难看出义和团运动狂热的神灵崇拜性质。这是一个小范围内发生的悲剧。尽管村子里也有人主张谨慎行事，但这不同的声音终因受到义和团武力震慑和威胁而陷入沉默，就连村里的女人和小孩也被困住，无法外逃。德国人越来越靠近，枪炮打开了村庄的缺口。村里的人顽强反抗，但这场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义和团没有派来一兵一卒，村人使用的老旧的枪炮无济于事，火药爆炸时伤到的自己人比伤到的德国士兵还要多，德国人一个都没死。曾经拍胸脯保证的义和团的人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事发生的时间，却无所行动，这个村庄不得不为盲目的反抗行为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义和团自称发源于佛教，是为了保家卫国，抵抗外国势力而发起的一场运动。但他们的实际行为却越过了边界，就连中国朝廷的马将军也对他们毫不留情，他的人马把平度（中国地界）山上的一座寺庙——义和团组织的总部——团团包围，杀得片甲不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