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多久,理查德又有很多工作要做,尤其在克朗茨牧师必须返回上海之际。他需要制定在大鲍岛的一个建筑计划,那里有块传教士协会名下的地皮,需要造一个学校和一个接待所。
圣诞节来临之际,一座为德国人临时搭建的礼拜堂落成了。平安夜当晚,驻扎部队官兵和平民一起参加了在教堂举办的庆祝活动,气氛十分欢乐。然而,理查德在晚餐和洗礼活动结束后却写道:“要继续遵循教会的风格来组织这些活动是一件很伤脑筋的事。分发圣餐的工作对我来说很不轻松,我越来越明白,不应该花太多精力搞这些教会事务。因为教会对于这里的人来说,完全排除在私人生活之外。家里的情形也差不多。国家最高教会监理会的外派传教士就是个跑龙套的角色,比如他们取消了法特尔的牧师头衔(监理会认为他属于社民党派,要求他放弃牧师的头衔和地位),这些事都是那么落后而可笑。 我从一位研究教会现状的熟人的信中得到一个明白不过的印象,那就是教会仍在为某些在我们这个年代无需上帝准许的事情而争论不休,我已经无法从宗教意义上理解那几位死守着路德教严格教义的柏林传教士们。然而我和他们日常相处却很多”
德国教堂原本是作为军队的礼拜堂而建造,供两大教派使用。总督府也准许平民进礼拜堂。理查德还需要为组建教区社团做些工作。整个冬天,礼拜堂里举行了几场学术报告会。理查德做了第一个学术报告,关于天文学。天气寒冷,德国学校的教室里无法上课,便把教学地点搬到了新建成的“海因里希王子酒店”的两个房间里。
1900年二月中旬,理查德搬进了新家。他写道:“房子内部还需要继续装修改进,但已经非常漂亮了:房屋地势高,通风光照都不错,早春的阳光温暖明媚。站在房内,可远眺蓝色海湾和绵延青山,山谷里还有积雪”
这段时间里,传教士协会也作出了选派第二名牧师来青岛的决定,这样一来,理查德就可以从教会事务中脱身,全力研究中国学,并投身于和中国人相关的工作。在一则日记中他写道:“我目前正读一本关于一个古代中国人的书,他的名字叫墨翟,也叫墨子。他是兼爱思想的代表人物,并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形成了十分接近社会主义的主张。但他的学说遭到了儒家信徒尤其是孟子的抨击。由于孔孟学说成为了中国的正统教义,所以,在中国的学校里,墨子就被刻画成了邪恶的异教徒,除了他的名字,没有人真正了解他。而我却对他很感兴趣,至少我想先从好的译本入手来了解他的著述。”
1900年春,理查德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四月中旬”,他写道:“我满心喜悦地迎接舒勒尔牧师的到来。我和他共事一周,成果斐然,我把德国社区的那块工作移交给了他。四月底,我前往上海迎接两位女士。”因为舒勒尔牧师乘坐的军队运输船不接纳女士,舒勒尔太太无法随丈夫一起乘船,所以她便和我结伴同来。”
“五月七日我们举行了婚礼,我们在哈克曼牧师家举行了一个小范围的婚礼仪式。在上海停留期间,我们参加了德国教堂的奠基仪式,海军上将本德曼出席了庆典。我们还去了好几次上海老城厢。终于在5月12日清晨,在我来中国一年之后,我们回到了青岛。我们先是忙着布置新家,分派各项工作,但很快就完成得差不多了,我终于可以专心做中国研究了,我太太也开始在一位中国老师那里学习。”
但我们的新家布置只维持了短短几日。5月25日晚,天气闷热,天上飘移的云层闪着奇异的光。夜里下起了大暴雨,狂风裹挟暴雨,冲毁了屋子的围墙,雨水灌入屋里,所有人都忙着掏积水。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暴雨下得越来越大,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险。我记得,当时我们刚在桌边坐下,住在我们附近的一位上尉,也是我们的友人,派了一名随从过来,通知我们尽快收拾东西。上尉是个风趣幽默的人,我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就让那名随从也带回一句玩笑话。可没过多久,随从又出现了,这次他还带来了六名士兵。他们遵照上尉的命令要帮我们收拾转移,我们这才相信情况危急。我们迅速地转移了家具,画,地毯,重点搬迁对象是花之安捐赠的书籍,这些书才刚整理摆放好,现在又不得不把它们搬出图书室,暂时转移到房屋的西半边,那里还比较安全。理查德带了几个胆大的中国人去加固油毡。屋顶上的横梁已经开始晃动。然而暴风雨势不可挡:只听一声巨响,东半边的屋顶被狂风席卷而去。当时一名木匠正要爬过去扯住油毡,幸亏理查德及时叫住他,不然他毫无疑问也会被狂风卷走。紧接着,山墙轰隆隆地倒塌了,烟囱从房顶坠入屋内,屋顶的部分横梁折断,一直摔落到底楼。暴风雨肆虐了整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