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意欲求索中篇小说文体秘密的探险者都熟谙别林斯基的那一著名论断:中篇小说是“人类命运的无穷长诗中的一个小插曲”,是“分解成许多部分的长篇小说”(《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长篇小说因其卷帙浩繁、体量巨大,当仁不让地在史诗式微的时代成为重绘历史图景的理想文体。“小插曲”的特征似乎意味着中篇小说在这一题材领域的天然劣势,但并不妨碍优秀的作者在有限的篇幅和短暂的时段里集中体现出鲜明的历史意识与反思。例如《阿Q正传》,虽然只写一个普通中国农民在短时间内的遭遇,却投射出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影子。随着生活经验和阅历的日益丰富,“80后”作家们的中篇小说,也从早年的汲汲于青春琐事,逐渐转向对时代和历史的思考。
孙频是近年来风头正劲的青年作家,她的《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花城》2017年第5期)一以贯之地延续着此前险峭坚硬的风格,将社会与人际关系的冷酷予以无情的解剖。但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开始回望历史,试图追溯四十年间人伦悲剧的历史根源,同时呈现历史恶潮在当下震荡出的余波。小说中的意象,无论是桃园里突兀的坟茔(从最初的三个直到最终的五个),还是妖娆诡异的“血桃”,亦或是硕大似鸡蛋的枣子,无不让人触目惊心,掩埋、包裹着人世间难以言表的邪恶与永远无法涤清的黑暗。
两位母亲(宋之仪、麻叶寺巷女人)都将自己的儿子(宋书青、小调)视为“盘底盛宴”——用宋之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你的盘子里就剩下那么一点吃的的时候,无论那剩在盘子里的是什么,都将是你的盛宴……你只能去舔那盘子。”这个比喻建立在在两位丈夫/父亲缺席(甚至是“无名”)的前提下,因此更加耐人寻味。宋之仪夫妇因为被打成而下放,两年后丈夫自杀,宋之仪则在“文革”期间终日被批斗、每天做检查。一个惊人的秘密是,宋书青并非宋之仪和丈夫所生,而是她在受尽羞辱的岁月里为了有一个“真实的孩子”作为亲人和后半生的“心灵寄托”、和一个靠拾荒为生的男人(即后来看桃园的老人)生下的。麻叶寺巷女人则是因丈夫被判无期徒刑、自己又失去了民办教师的工作,不得不“靠晚上和男人们睡觉”来独立抚养儿子小调,并以“爸爸去澳大利亚了”为借口向儿子隐瞒真相。这种扭曲的、隐藏着残酷事实的家庭关系,无疑给孩子的成长造成了恶果:无论是宋书青还是小调都无法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如果说曾经的大学老师宋之仪还可以通过言传身教来进行有限度的弥补,麻叶寺巷女人则干脆对小调放任自流。但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由于视儿子为“盘底盛宴”,她们用“舔盘底”的方式,日积月累地建构起一种畸形的母子关系。在宋书青的潜意识中,对母亲的极度依恋和极度厌恶并存,而成长经历的相似使他视年幼的小调为四十年前的自己,以至于在宋之仪死后,他将麻叶寺巷女人假想成自己的母亲,“觉得自己刚刚被重生了一次”,哀求她“就把我当成小调吧”“当我是你的儿子吧”。“盘底盛宴”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的,母亲将儿子视为“盘底盛宴”,母亲失去儿子的结果是被自己的恐惧逼疯;反过来,在这种畸形关系中成长起来的儿子也会将母亲当作自己的“盘底盛宴”,社会化的缺失,导致儿子失去母亲之后注定被冷酷的社会所碾压,直至抛弃。
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宋之仪至少有两次提及对“脑子里没有想法”、“像一堆和任何动物的肉都没有区别”的生活的恐惧,因此,她像希腊神话中变成水仙花的纳西瑟斯一样,在艰难时世里拼命追寻寄托,哪怕这种寄托并不存在,哪怕它只是一厢情愿。因为她知道,如果连这种寄托都没有了,一个人也就垮了。也正因为如此,当“爸爸就要从澳大利亚回来了”的谎言几乎就要被戳破,小调会带上自己的全部积蓄(所谓“金币”,其实不过是小猪储钱罐里的硬币),穿上新衣服离家出走,踏上自己心目中的寻父之旅。这世界往往太过无情,总是板起看似正义的面孔,容不得人做半分自欺欺人的幻梦,人生也因此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