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宋嵩：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近期“(3)

　　与孙频那篇跻身多个年度文学排行榜并广受好评的《松林夜宴图》一样，《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同样将视阈向历史的维度扩展，以此来回应批评界长期以来对于“80后”作家作品“欠缺历史意识”的判断和诟病；而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给亲历者及其后人带来的巨大心灵戕害，在后者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四十年前的创伤记忆通过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痛说革命家史》的唱段被反复激活，而十字路口广场舞动作的统一、投入和集体性，同样诱发了对往昔“忠字舞”记忆的恐惧。更令人细思恐极的是，这种“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不仅作用于历史事件直接受难者们的肉体之上，也潜移默化沾染了世道人心。街坊邻居们在下岗后的困窘日子里苦苦挣扎，非但没有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家母子一起风雨同舟分享艰难，而是重新回到几十年前群众运动的老路上去，“在今晚变成了一个集体，一个庞然大物”，“使这个夜晚忽然变成了一个无比熟悉的陌生夜晚”，以集体的名义加害于弱者身上。社会学家们曾经天真地认为，创伤记忆的讲述与传承对整个社会共同体而言都具有道德教育的作用；但他们却忽视了这一点，即在趋利避害的普遍人性的引导下，这种讲述与传承往往是具有选择性的，某些成分被故意遮蔽，另一些成分则被美化并加以放大，并直接导致了历史悲剧的循环上演。

　　“80后”历史意识的形成无非有两条路径：或是由从父母辈那里得来的间接经验生发，《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即是代表；但更多的作者选择从同代人的直接体验中去体悟。二、三十年的人生岁月虽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其间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寻求身份认同和经历身份转换的过程中，一种看似肤浅、实则切肤的时代感受逐渐清晰起来。

　　“80后”一代的诞生与“80后”概念的提出，与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产生的独生子女身份，一直以来都是“80后”辨识度最高的特征；这代人在成长过程中被贴上的种种标签，例如自私、自我中心、享乐主义、缺乏历史感等等，几乎也都是由“独生子女”这一“原罪”所衍生；而因“超生”酿成的家庭、伦理悲剧，时常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因此，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反思和对独生子女身份的确认，历来都是“80后”小说书写的重要主题。在《大乔小乔》（《收获》2017年第2期）里，张悦然从一代人所特有的身份认同角度出发，在叙事进程中逐渐拓展思考的领域，彰显出严峻的社会现实。仅仅在五、六年前，“80后”小说的内容还被视为“多是中学生的情绪、幻想和想象，包括他们的困惑、思考以及经历，具有强烈的年龄特征，是高度个人化或个性化的，且局限于校园和家庭”[①]，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熟，曾经的子女已为人父母，曾经学生已登上讲台，“80后”小说显然早已脱离了“青春写作”的窠臼，直接与这个时代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短兵相接。作为最早登上文坛的“80后”作家之一，张悦然的创作转向、以及她近年来针对重大社会问题发声意识的增强，在这一代作家的成长轨迹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而在另一位“80后”代表作家马金莲的《听见》（《民族文学》2017年第11期）中，时代主潮和社会风气的变迁就将“80后”中学教师刘长乐置于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他在顽劣学生的挑衅下失手刺伤了学生的耳朵，学生家长在多方怂恿下开价四十万“私了”，领导、同事、网络舆论也对他施以重重重压。年轻的教师最终不堪重负，在教学楼顶一跃而结束生命，以此抗议这个不公正的社会。在作者冷峻而绵密的叙述下，一桩晚报社会新闻栏里普普通通的案件被不断发掘出更为深刻的意义：教育理论与学校实际的脱节、拜金风气驱使下的讹诈、人与人之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无良媒体对社会舆论的恶意误导……导致学生耳朵受伤的“钢笔事件”原本只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却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导演出了足以波及全国的轰动效应；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这种无耻的讹诈和迫害，却是假借孩子（学生）的名义来实施的，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可怕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