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宋嵩：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近期“(4)

　　这种乱象我们似曾相识。一百七十多年前，别林斯基曾经针对俄国社会的现实感慨说：“……某些社会的观念与其中的现实完全相反，它们在学校里教给孩子们道德，这些道德在孩子们离开学校后成了人们笑话他们的原因。这是一种无信仰、腐朽、分裂、个人主义及作为其必然后果的利己主义的状态；不幸的是，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再显著不过的特色！”对于这种“特色”，他通过一个比喻给出了坚决的态度：“当我们的街道失火时，我们必须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这样才能和别人一道找出灭火的办法；我们必须像兄弟一样携手合作来扑灭它。”[②]一个具有起码的社会良知的作家，理应像马金莲和她的《听见》那样，让自己的作品担负起消防警报的责任。

　　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上文所列举的三位“80后”代表作家都是女性，这也侧面反映出当下“80后”小说创作群体的某种特征。性别的限制有可能会导致这一代人创作中“力量感”或“历史感”的缺乏，但是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女性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性别意识敏感强烈、善于把握抒写人物情绪的优长，并与中篇小说文体在篇幅和结构上的特点相结合，从而将“80后”中篇小说引向偏重心理呈现和情绪表达的方向。

　　如果说《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宋家母子难以承受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包袱，那么，更多的人难以摆脱的则是在时代浪潮里随波逐流的命运。在孙频的另一个中篇《光辉岁月》（《当代》2017年第1期）中，颓败小城里的普通工人家庭曾经以培养出了一个女博士为荣，但这“光辉岁月”背后掩盖的，却是梁姗姗伤痕累累的残酷青春。每当面临人生中的重大考验，这个从小到大都从不惮于考试的人都会选择重返校园，试图借象牙塔里虚幻的平静求得暂时的安全感，却终究难逃被时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命运。一个毕业后回到县城教中学的女博士近乎混乱的偷情经历，和她对先后三次校园生活的回忆交织在一起，白云苍狗之间，令人眼花缭乱地闪回的是健美操、校园舞会、网恋、《上海宝贝》、智能手机、微博……等等时代的符号，梁姗姗和陈天东这对痴男怨女在时代戕害下扭曲的灵魂侧影也随之被渐渐勾勒出来。借主人公之口，作者传达出的是“人都是时代里的人，都是可怜人”的主题，这种“可怜”，集中体现在个体命运被时代以宏大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或承诺所屡屡欺骗，以及由之所带来的安全感的缺失上。可以说，梁姗姗三十多年来的人生，就是一个卑微生命在暗夜里一次次划亮希望的火光，又一次次被时代之手无情碾灭的过程。在近年来的“80后”小说创作中，《光辉岁月》是将绝望感传达得最为透彻的一篇。

　　无独有偶，周李立的《安放之年》（《当代》2017年第5期）同样是写一个女博士的经历——这似乎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被网络恶炒了十余年后，“女博士”仍旧是吸引读者眼球的热门话题，值得作家和社会学家们去深入探究其丰富的内涵。与《光辉岁月》中先后几次试图去扭转命运轨迹的梁姗姗不同，《安放之年》里的“她”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自始至终表现得懵懂、迷茫。所谓“安放之年”，即是指“她”的毕业之年。在这一年里，无论是职业生涯还是感情生活都有待“她”去选择和安放，但两方面的结果都算不上“适得其所”。视频面试将她的命运定格在北京郊区“连一棵草都没有”的大学校园，随即便被心比天高、以获得香港居民身份为目标的男朋友所抛弃。人生轻而易举地就被意外所改变，曾经的山盟海誓也被还原成不堪一击的谎言。从本质上来说，《光辉岁月》和《安放之年》的主人公分别代表了当下青年的两种主流生活态度：在梁姗姗看来，获得一份公家的稳定工作就意味着一辈子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为此，她甚至可以放弃大学里的男友；而“她”却对“终身有靠”的生活持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和拒斥，并因为在老教师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而陷入绝望之中。但吊诡而又令人无奈的是，在个人难以违拗的时代强力的作用下，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最终却殊途同归，难逃被捉弄和倾轧的劫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