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宋嵩：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近期“(5)

　　布罗茨基曾经这样表达自己对“悲剧”的担忧：“……悲剧基本上把作家的想象力局限于悲剧本身。因为悲剧在本质上是一项说教事业，也因此其风格是受限制的。……削弱了，事实上应该说取消了作家的能力，使他难以达到对于一部持久的艺术作品来说不可或缺的美学超脱。事件的重力反而取消了在风格上奋发图强的欲望。”[③]悲剧作者往往用力过猛，耽于煽情，由是便容易沦为“说教事业”的陈词滥调。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两篇小说的结尾：孙频描写了初夏黄昏变幻的天象，绚烂壮美而近乎辉煌；周李立则安排自己笔下的主人公选定大学城周边的墓园作为灵魂的安放之地，甚至在“她”倾尽全部积蓄为自己支付了一块墓地的定金之后，“喜气洋洋”而又“满怀骄傲的心情”。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不和谐感呼之欲出，衬出了时代的巨大荒谬，主题的表现力反倒因这种怪异而大大得以增强。

　　孙频的小说里常常会设置一种极端情境，人物命运好像被拉到最大限度的皮筋，濒临崩断的边缘。这种极致的紧张，使得她笔下的故事情节蕴积着巨大的爆发力，给读者带来明显的紧迫感和压抑感。这或许与她的作品大多是以北方（特别是山西）的小县城为背景不无关系。如蝼蚁般渺小的芸芸众生在恶劣环境里挣扎、倾轧，凛冽的朔风和贫瘠的土地催生出一朵朵恶之花。而同样是将目光聚焦于颓败的城市，郭爽讲述的那些发生在破旧工厂宿舍大院里的家长里短，却透出川黔一带遍地开花的棋牌室、麻将桌间的闲适甚至懒散的气息。《拱猪》（《作品》2017年第11期）便是以一种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牌戏为题，写两代人当下的困顿生活。作为父母的丁小莉、伍爱国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一辈人，生在厂子里，长在厂子里，老在厂子里，在将自己的命运同工厂绑定的同时也早早随着工厂的衰败而衰败下去，直至下岗、被遣散。他们迫于生计，或是卖卤肉捎带推销化妆品，或是借钱去外地贩水果，虽然也曾有过为了多占一套房子而假离婚的小聪明，却终究敌不过现实粗砺质地的摩擦，将日子过成了一摊鸡零狗碎。而以伍珊为代表的下一辈，囿于自身天赋所限看不到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又不甘心在这种浑浑噩噩的庸俗环境里消耗青春，只能在为偶像“做应援”的过程中寻求友谊、派遣抑郁，以此来为污浊的空气引入一股新风，给灰暗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丁小莉、伍珊母女之间的冲突，便围绕着女儿“追星”、以及在追星过程中结交知心朋友而展开。“猪”这个意象在小说里有着特殊的含义，它一方面代表着伍珊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又暗指着工厂家属院里普遍的生存状态。对于还只是个高中生的伍珊而言，过早地接触生活的逼仄和人生的无奈，使她的心灵承受了与年龄不相符的重压，因此她渴望像猪那样无需患得患失、只要长肉便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对于家属院里绝大多数无所事事的人来说，他们借喝酒、偷情、打“拱猪”、传播流言蜚语混过一天又一天，与猪圈中等待被屠宰、被做成卤肉的猪们其实并无二致。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丁小莉塌在沙发上回忆起自己的初恋——一个运钢材的司机，“脸上有她在这个厂子的工人脸上，从没见过的活泼与生气。想来，应是他去过的那些地方，山川、河谷与公路，让这张同样年轻的脸，映上了不同的色彩”。而在初恋结束、丁小莉和伍爱国结婚并生下伍珊之后，她还曾有一次坐着那个司机的大卡车在清晨的街道上游荡。这是丁小莉一生中少有的出格行为，坐上卡车去远方，意味着她曾经有过走向新生活的机会，但是很快就被扼杀在自己手中，她终至沦落成一个醉心于麻将和广场舞的中年大妈。而她的女儿伍珊除了追星，也曾经有过和好友一起“去深圳”的念头，却敌不过像猪一样生活的追求，“真的变乖了”。有钱人如周佳媛者，可以任性地中断学业去追星，因为她至少有“去澳洲”这条路可走；而面对铁板一样的现实，像伍珊这样的穷人则只能选择默默承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心甘情愿地过猪一样的日子呢？母亲的今天，注定就是女儿的明天。

　　与郭爽笔下川黔一带慵懒颓废的下岗工人相比，工人阶级曾经的无上荣光与灰暗萧瑟的人生现状之间的巨大反差，在双雪涛的沈阳叙事中呈现得更加令人触目惊心。《飞行家》（《天涯》2017年第1期）很容易被看作是写了一个不甘心承受现实生活压抑的天才（引用文中高旭光临终前对李明奇的评价来说，即“不是一般人”）用几十年时间去寻找“逃离”之径的故事。李明奇自青年时代便怀揣制造“飞行器”的梦想，却与冰冷的现实、以及自己并“并不特别喜欢”且“有点庸俗”的妻子高雅风扞格数十年，最终和儿子李刚一起不辞而别，试图用乘坐气球的方式逃离家庭、逃离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破败的东北小城，以“再跳一次”的方式去南美洲开创新生活。这个“去南美洲”的奇特安排，让人隐约看到《挪威的森林》里女主人公之一小林绿子的影子：在被琐事纠缠得焦头烂额的时候，她也是将远在南美洲的“乌拉圭”视为躲避日常凡俗生活的“世外桃源”而加以幻想。只不过村上春树并没有让这种幻想成为现实，而双雪涛却让李明奇和李刚跨上了气球的吊篮。这个大胆的想象似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对理想的讴歌，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简单的理解只是将《飞行家》看成一篇平庸的幻想小说而已。作者用几乎全部篇幅来书写现实，用极具东北人“絮叨”风格的语言闲扯家长里短，只是在即将结尾处描绘出一个带有奇幻色彩的场景，用意其实在于以“奇幻”指向对现实生活的反讽。小说有两条情节线索，一条是“我”回乡寻找失踪的二姑父李明奇和表哥李刚的过程，另一条是李明奇三十多年前（1979年）第一次拜见未来岳父高立宽并终夜对饮的经历。李明奇的形象是在后一条线索的叙述过程中慢慢清晰的，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性格极度矛盾的形象：一方面耽于幻想、不愿沉溺于现实生活，另一方面却又显得心机复杂而沉重（选择高雅风为终身伴侣，只是因为“看中了她的条件”）。而他在高家人面前的表现，也是从一开始的温文尔雅、谦虚谨慎，随着对饮的过程逐渐放开，直至最后爬上房檐，在高旭光面前手舞足蹈地发表关于“飞行器”的演说。小说中有两个前呼后应的细节，首先是李正道在“文革”期间上吊前告诫李明奇“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卖西瓜，也要做卖西瓜里的拿破仑”；其次是李明奇在乘气球去南美洲前告诫“我”说“做人要做拿破仑”，“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做人要逆流而上，顺流而下只能找到垃圾堆。”这两个细节的呼应，揭示了李家父子二人（或祖父孙三人）身上一脉相承的特点，即对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深信不疑。然而，所谓改变命运的希望，却被寄托在乘气球逃离现实这一奇幻而荒诞的行为上。行文至此，相信读者自能体会出其中的无奈与心酸。